予齠齡未學，咿呀學語，略識之無。十齡始就學，開蒙師即令誦《論》、《孟》，亦不加講解，“學而時習之”雲雲，莫知所雲。稍長，先從唐子玉師讀，一年半內，默寫《詩經》與《左氏傳》一過。唐師雖稍加講解，亦不盡如人意。後從夏鳳喈師(中舉縣拔貢)讀，授《尚書‧禹貢》︰“禹別九州，隨山淆川，任土作貢”雲雲，搖頭晃腦，津津樂道，予听之茫然。年十四，里中宿儒席夢禪(業)師主講應濱學社，予往受教。先誦《禮記‧檀弓‧曲禮‧學記》諸篇，每講一篇從主題分析，必文從字順，令學子听懂為止。另授古文數十篇，以曾國藩所纂《經史百家雜鈔》中之選文必以經世致用為主，遠勝于姚鼐所纂《古文辭類纂》之選文偏重于辭章也。 是年冬，隨席師之五子魯思(啟酮，後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先生及其七、八、十諸弟(啟騫、啟騭、啟驥)離鄉背井，遠赴長沙，考入雅禮中學，六年畢業。1934年夏，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繼升入研究生院歷史學部，前後亦共六年。六年間得侍洪煨蓮(業)、鄧文如(之誠)、顧頡剛(以字行)、張孟劬(爾田)諸大師門下，稍稍窺為文、治學、事功、經世及其為人、交友、尊師、重道之門徑。卒業後即留本校歷史系任助教，並開清史與明史兩課。時值日、美不宣而戰，燕大被迫封閉遣散。再越年，予從京津南下，間關遄返湘南老家省母(先父已早捐館)，抵蓉，旅貲告罄，暫留成都燕大(復校于北平燕大被封之第二年)，任歷史系講師兼秘書。同時，一代大師陳寅恪教授亦來我校任教，得侍左右，時獲教誨。三年間，遍誦《前四史》，撰就《三國志裴注考證》一文，約四五萬字，刊于1945年在成都五大學合辦由我師聞宥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5卷。與後來1948年予留學美國兩年返國前，撰寫一篇由洪煨蓮師出題為《游仙窟著者考》(英文)，經洪師審定潤飾，並于同年刊登在《哈佛亞洲學報》第十一卷第1、2合期上。這是予繼《三國志裴注考證》後，寫的第二篇與清史無關的文章。從此以後，予立志專攻清史，非與清史有關諸題，寧擱筆不寫，惟此二文為例外耳。 清史論題方面，予最先發表的為《清世宗奪嫡考實》與《胤禎西征紀實》二文，均刊于《燕京學報》第46、48兩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發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先生所撰的《清世宗人承大統考實》的觀點，予所撰寫的文章總算史料充實，論點明確，頗引起學界注目和好評。此文之撰成，亦適值予與內子涂蔭松女士結縭成家之初。出乎予意料之外的是當時寓美洪煨蓮師因得閱予所撰的《奪嫡》一文，即寫信與予，有雲︰“讀《清世宗奪嫡考實》，為之拍案叫好!……吾弟辦公(編纂引得)、為學均有進步，深慰遠念。想新家內助之美，可俾吾弟專心學術事也”。洪師正指出了予婚後內子之以努力向學相勖也。 不特此也，建國初全國院系調整，予被調入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後又轉入歷史系民族史專業，以迄于今。而內子為了兒女三人的教育問題，本人寧願仍留北大校醫院擔任護士工作，旋調任內科大夫，並兼任簡易門診部主任者二三十載，而不隨予遷居民院，讓予一人每周首末兩日騎自行車往返于白石橋路兩校之間，竟長達三十二年之久。尤為難得者，予于1957年夏被錯劃“右派”後，內子一如既往，承擔精神壓力，並精心撫育子女。十年浩劫中，內子體質素弱，亦仍被下放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勞動兩年。嚴寒酷暑，不分晝夜，在污泥濁水中掙扎，患得高血壓與哮喘病，體力為之大減。內子不得不在北大一再挽留的情況之下，于1975年58歲時提前請求退休。予是時適被借調到中華書局參加整理和標點一部七八百萬字的《清史稿》，後又一人獨立校勘近五百萬字的《清史列傳》。予早出晚歸，實無暇照顧內子也。八年後，全家遷入民院新建的教授樓，一廳三住室，陽光充足。內子日以書報自遣，兩年間哮喘病康復，高血壓亦基本得到控制，十五年間，飲食起居一仍舊貫，全家安康，怡如也。 予之第一部結集《清史雜考》，承蒙學界不棄，于1957年交人民出版社，經編輯部主任朱南銑同志審訂，同意準予出版。適值“大鳴大放”，予已內定被錯劃為“右派”，很難有望出書了。萬幸的是，按當時北京市委規定，凡正教授級被劃為“右派”的，必先得市委批準下達後才算正式的“右派”。在予之“右派”待批準之時，予之《雜考》得以出版問世，實是不幸中之萬幸了。《雜考》于1963年9月又承中華書局再版過一次。據友人鄧嗣禹教授相告，香港、台灣等地亦均翻版過至少一次。 自是厥後，由于予被錯劃為“右派”直至徹底被平反以前的二十年間，予從未發表過一篇文章。當時除為公家抄錄書報，搜集文件，一般休息時間靠無目的地亂翻書打發日子。自己也曾內心自忖過︰此生此世，這一輩子永無再寫文章發表之一日了。用當日流行的話說，只好“夾著尾巴做人”，了此殘生吧。誰又知道，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後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宣布從50年代中期起，直到“十年浩劫”期間，絕大部分群眾被擴大化、錯劃了的“右派”一律予以平反。予之“右派”帽子被徹底摘掉了，從此予又可以加倍努力，筆耕不輟，而且予私自立志，爭取每年多寫一兩篇，來補償予過去失去二十年未寫文章的損失。記得1978年剛平反半年內，予即寫了兩篇︰一為《清代旗地性質初探》(刊于《文史》第4期，中華書局主編)，約15千字；另一為《沈陽太平寺錫伯碑文淺釋》(先登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上，後刊于天津南開大學主編的《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約20千字。此文發表後不久，即由意大利威尼斯大學滿文講座教授斯達理博士譯成德文，並與他自己撰寫的《錫伯族史稿》合編成一部《錫伯族史專號》，公開出版了。 稍後，予又陸續發表了《滿文老檔中計丁授田商榷》與《康雍乾三朝滿漢文京旗房地契約四種》以及《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三文。最後一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此文于第二年被譯成英文，登于英文版的同名刊物上。差不多稍後幾年內，予又續撰《清聖祖遺詔考辨》與《胤禎與撫遠大將軍王奏檔》及《年羹堯西征問題》三文。從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予相繼出版了兩部結集《清史新考》(沈 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7月)與《清史續考》(台北市華世出版社，1993年3月)。兩部結集中的一些文章正是對予早期發表的第一部結集中雍正篡位問題的修訂和再探討。 90年代末期，又承蒙學界不我見棄，亦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家近20名同時出版了一本《王鍾翰學述》(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同年5月，本校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也讓予出版了一本《王錘翰學術論著自選集》，作為本大學學術文庫之一種。前年冬間，同學諸子慫恿予再出一部結集，年邁如予，已感文思枯澀，力不從心，每有習作，至一萬字即需耗時半載以上，偶亦得同學諸子之助。一般把管仰屋，不過四五千字，短者一千字即打止。而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常江同志聞訊約稿，定于年內出書。幸得陳小強、喬天碧、邸永君、江橋、趙令志諸同學大力相助，競于2001年2月出版，書名《清史餘考》，尤獲老友元白(啟功)兄為予題簽，感荷莫銘。《餘考》字數與前三考約略相同，所不同者，每篇字數平均在一二萬字左右，適足以說明個人精力大不如前，為悵悵耳。 頃者中華書局編輯部崔文印同志函囑撰寫一部《王鍾翰清史論集》，字數不拘，已刊的和未刊的文章均可收入。學界誰都知道，中華書局是馳譽海內外的出版中國古籍最高層次的出版社，即使著者自動出貲將自己撰寫的著作交其出版，如著作的質量水平達不到要求，也是不予考慮出版的。予何人斯，年邁郊叟，皓發豁齒，譾陋寡聞，素不善為文，幾十年來雖偶不乏短什淺簡之作，亦不過濫竽充數，得附于諸賢鴻文驥尾之末，何足與于著作之林乎? 然予自不敢重違書局領導與崔君之雅命!爰將幾十年來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長篇短什，將近二百篇，三百余萬字，匯為一集，略加區分，列為五目︰一為清前期，二為康乾時期，三為清晚期，四為其他(明以前)，五為附錄。五目中自以康乾時期的論文為大宗，清前期次之，清晚期又次之，附錄則略附自述之什而已。而此項搜集工作繁難，承蒙同學諸子定宜莊、朱憲、姚念慈、達力扎布、劉小萌、趙令志、李德龍、江橋、邸永君、彭陟焱等大力代為遍找散見于各種刊物上刊有予所撰寫的大小長短之什，可謂煞費苦心，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回憶60年來，我相繼出版了四部論文結集︰《清史雜考》為先師鄧文如(之誠)教授所題，自後三部《新考》、《續考》、《餘考》均為馳譽海內外的書法大家元白(啟功)老教授題簽。頃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部又為我出版一部《王鍾翰清史論集》全集，遼寧大學出版社為我出版第五部結集——《清史補考》，復承元白老兄之令弟啟驤教授為我題簽，時賢譽之為“當代雙璧”雲。 本《清史論集》所收予幾十年來已刊、未刊之論文，雖不敢雲有所創獲或突破，能發前人未發之覆，足與當代方家學者相抗衡；然其中偶亦不乏一得之愚，或俾供參考借鑒亦未可知。然予固敝帚自珍，尤不忍以雞肋而棄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