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發；2003年，致命SARS病毒繃緊全人類的死亡神經
2009年，豬流感已迅速席捲美國10個州、墨西哥死亡人數持續攀升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新型肺炎自中國武漢爆發

事實上，1976年就發生過第一起感染豬流行性感冒病毒死亡的病例，當時還引發了全美警戒、極力防止1918年造成千萬人喪命的流感再度發生，這之中有什麼可怕的相似度？

1918年，一場可怕的疾病橫掃全世界，造成至少四千萬人喪生。它的魔掌甚至遠及阿拉斯加冰原的愛斯基摩小村落，及太平洋上的薩摩島。由於這場大流行而死亡的士兵，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亡還多，屍橫遍野。許多小孩成為孤兒，家破人亡，藥石無效。這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場流行性疾病。唯一能夠阻擋疾病入侵的方法，似乎只有和愛斯基摩人一樣，拿著槍守著每一個入口，禁止外來者進入村落。

但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這場殺戮的幕後主使者，是每年都會來襲、眾所周知的流行性感冒。

那一年，流行性感冒侵襲過後，只留下一片殘敗荒蕪。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科學家開始研究這種致命的病毒。然而，1918年的病毒多半已隨著受害者焚毀，化為灰燼。奇蹟似的，後來科學家竟然從三位受害者保留下來的肺部組織中，分離出病毒。其中兩位是美國士兵，他們死後的部分肺組織被保存在甲醛中，用蠟密封起來，存放在軍方的儲藏室中。第三位受害者是一位愛斯基摩女性，她被埋葬在阿拉斯加的公墓冰凍的地底，而她的肺部組織仍然完整無缺。於是科學家從這幾位受害者的組織中，找到了這種致命的病毒，終於拼湊出罪魁禍首的完整面貌。

吉娜．科拉塔以生動的筆法，探索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大流行的歷史，詳盡地描述了科學家對這個致命病毒的認識現。除了向我們提出大流行捲土重來的警訊，更為我們提供了因應對策。


好評推薦

★ 美國亞馬遜4.3顆星好評推薦，分類榜前五名 
★ 科拉塔的醫學偵探故事充滿了新知與驚奇。本書不僅是一部撼動人心的傑作，對新一代的醫學研究者更有啟發作用。－《時代雜誌》
★ 《流行性感冒》是一本醫學歷史的精彩回顧，讓我們看到科學家如何鍥而不捨地追尋醫學謎團的解答。－《波士頓週日環球報》
★ 科拉塔擁有敏銳的求知欲以及精湛流暢的寫作技巧，是一位頂尖的科學記者。－《華盛頓郵報》
 

作者簡介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曾於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分子生物學，馬里蘭大學的應用數學碩士。現為《泰晤士報》的記者，曾兩次入圍普立茲獎。至今於《紐約時報》撰文逾三十年，在此之前是《科學》期刊的資深作家。她在科學、醫學與數學上的寫作成就獲獎無數。著作有-    《基因複製：從複製羊桃莉看人類的未來》( Clone: The Road to Dolly, and the Path Ahead )-    The Baby Docotrs: Probing the Limits of Fetal Medicine-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The Baby Doctors: Probing the Limits of Fetal Medicine-    Ultimate Fitness: The Quest for Truth about Health and -    Rethinking Thin: The new science of weight loss - and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dieting.譯者簡介黃約翰1972年生，畢業於台北士林幼稚園，目前為台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第一章：1918瘟疫
第二章：瘟疫的歷史
第三章：從海軍到豬隻
第四章：瑞典的探險家
第五章：豬流行病感冒疫苗
第六章：纏訴的夢魘
第七章：道爾吞的眼球
第八章：一九九七年香港禽流感事件
第九章：從阿拉斯加到挪威
第十章：未解的奧秘及解說

重返阿拉斯加當陶賓柏格在七月底回到工作崗位時，有封信正等著他。這封信上的郵戳顯示，它是從舊金山寄來的，信中裝著一份個人履歷，還有幾頁從寇斯比那本《美國被遺忘的大流行》所影印下來的資料。然後，就是信件的內容了。這封信是一位陶賓柏格從來沒有聽過的人所寫來的，他是一位七十二歲的退休病理學家——哈爾汀醫師。在信中，哈爾汀用著相當謹慎的文字，告訴陶賓柏格自己在一九五一年所做過的探險。他告訴陶賓柏格，他曾經到過阿拉斯加，在一個叫做貝立格的小村落，從集體墳墓中挖掘出一九一八年罹難者冰封的屍體。並解釋道，一直到今天，他仍然跟阿拉斯加保持聯繫。如果陶賓柏格有興趣的話，他可以再回到貝立格，從這些流行性感冒罹難者的屍體當中取出一些肺部組織；這些罹難者的屍體至今仍冰封在墳墓中。信中也顯露出哈爾汀小心翼翼的態度。「他相當在意我們會不會把他當成瘋子。」陶賓柏格道。雖然興奮異常，陶賓柏格還是以相同慎重的態度來回覆這封信。此後，這兩個人開始用電話聯絡，十分謹慎地規劃一次探險。不同於丹肯的計畫，他們的探險相當低調，而且完全由哈爾汀個人負擔經費。在行前，他們完全不對外公布，在事後，如果哈爾汀沒有成功地取得組織，他們也不準備公開說明。哈爾汀告訴陶賓柏格，他還記得一九五一年他從阿拉斯加的探險返回時，發生的不愉快經驗：他在返航班機上遇到了《生活》（Life）雜誌的記者。而現在的媒體只會更加誇大渲染、窮追不捨，一想到他的探險會為那個與世無爭的小鎮，帶來外界的狂熱與喧鬧，哈爾汀就不禁感到退卻。所以，他堅持不公開、不通知、不邀請任何媒體。他會徵求村落領導人的同意，重新打開1918流行性感冒罹難者的集體墳墓。同時，如果他們同意的話，哈爾汀會親自進行挖掘的工作。他告訴陶賓柏格，如果他成功地取到肺部組織的話，他會送一份給陸軍病理研究院當作禮物。相較於斯畢伯爾根島的探險計畫，這兩者的對比相當明顯。丹肯告訴全世界她準備要進行的工作，而且不遺餘力地保證她將會採取最安全的防護措施。她的計畫所費不貲，而且應經過深思熟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她的工作團隊耗費了無數的時間來計畫，組織國際性的團隊，招募各個可能相關領域的專家。而哈爾汀只有孤身一人，自己負擔探險的經費——一次在飛機上所計畫出來的探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