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 生病了怎麼辦 - 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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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 臺灣民主誕生的故事 ★☆
在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臺灣人共同展現的同情、正義和勇氣,讓我們對自己有信心,也讓我們回頭凝視現在並且自問:我們臺灣人,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
「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表面上看來,該事件是民主運動的挫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工作人員都被逮捕入獄,長年失去自由。如今在事後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吳乃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於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幾乎全部被逮捕,八名領導者以「武力顛覆政府」的罪名遭軍事法庭起訴,另外三十三人由普通法院審判。為了取得顛覆政府的自白,被逮捕的人遭到刑求。其中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大白天於臺北自宅遭到屠殺。臺灣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
如今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催生了臺灣民主,成為臺灣歷史過去與未來的轉換器。然而國內外研究臺灣民主轉型的學者很少提到這個事件,因為如果蔣經國真如他們所言,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那如何解釋他在解嚴前幾年將所有的民主運動者逮捕入獄,並且將高雄事件中的警民衝突升級為武力顛覆政府,刑求之後以重刑來處罰他們?
本書作者吳乃德教授深刻剖析美麗島事件前後的脈絡,並且將當時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危機,放置在全球的視野中,清晰呈現臺灣之能走向民主,除了一些有利的背景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努力。作者比較了雷震自由中國組黨運動,在遭受蔣介石鎮壓之後立即消散,而美麗島事件雖然面臨更嚴酷的壓制,民主運動卻在人民更熱烈的支持下更為強大,終於迫使威權獨裁政府讓步做出民主妥協。直到現在,臺灣仍然是華人社會中唯一的民主國家。這是臺灣人的驕傲。
臺灣民族正在形成之中,美麗島事件的歷史記憶將是民族記憶的重要成分。民族認同的鞏固,來自民族成員共享的記憶,其中的榮耀讓我們自信、苦難要求我們奉獻。民族的未來只能由自己書寫。
作者簡介
吳乃德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曾任黨外雜誌《新潮流》編輯,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合聘教授,「臺灣政治學會」創會會長,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發展、民族主義、轉型正義等。著有《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獲2014年臺北國際書展非文學類首獎、2013年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等。
1 前言:民族的精神資產
2 營造民主的建材
3 民主胎動
4 民主運動誕生
5 樂觀大步向前行
6 逮捕和屠殺
7 俘虜、刑求、自白
8 公開審判、全民旁聽
9 法庭是另一個戰場
10 武力顛覆政府的故事
11 審判終結、運動再起
12 臺灣人的情感動員
13 威權帝國反擊
14 全世界和他過不去
15 荒唐刺殺、治理危機
16 蔣經國的抉擇
17 民族的記憶與遺忘
參考資料
前言
我很喜歡哈佛歷史學者姬兒・勒玻蕾(Jill Lepore)的作品。這位美國史學界的耀眼新星認為,書寫歷史這門技藝就是用過去的故事來提出一個論點。歷史書寫不是漫無目標地記載過去,而是以其中的故事演奏現代人可以共鳴的主題。本書敘述的是臺灣民主誕生的故事。可是我們用這些故事說明什麼呢?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基礎。共同的回憶創造共同的認同。本書敘述的階段,是臺灣歷史中政治壓迫最嚴厲、也最公然無隱的時段。在那個時段中,政治壓迫不再只是道聽途說,不再只是在暗夜的失蹤,也不再只是不可知、且不可測的疑懼。大逮捕、大審判就發生在周遭,透過媒體向大眾展示。對無辜婦人和女孩的屠殺,也毫無遮掩發生在大白天,發生在臺北的鬧區。然而這個艱難的時刻,卻也是臺灣人表現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
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表面上看來,該事件是民主運動的挫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工作人員都被逮捕入獄,長年失去自由。如今在事後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臺灣民主。
美麗島事件對臺灣民主化如此重要,可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在解釋臺灣民主轉型時候,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沒有提到這個事件。因為這個事件和他們的理論有巨大的矛盾。他們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化的推動者。如果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那如何解釋他在解嚴前幾年,仍然逮捕所有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企圖肅清民主運動?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明顯是一場群眾集會導致的警民衝突。蔣經國卻將這場衝突升級為「以武力顛覆政府」的叛亂。因為缺乏「武力顛覆政府」的行為證據,所以必須仰賴「自白」來加以定罪。為了創造不實的自白,所以必須對民主運動者加以刑求。刑求之後是嚴厲的處罰。如果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如何解釋這些侵犯民主價值、束縛民主生機的行為?因為無法解釋,在大多數國內外學者討論臺灣民主化的著作中,美麗島事件從來沒有發生過。
可是它確實發生過,而且我們非提不可,非將它存入民族的記憶不可。不只因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必須有所理解,也因為這個事件展現臺灣人的精神力量。這個力量是每一個民族的重要資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尚未參戰,納粹帝國已經占領幾乎整個歐洲,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大約有三萬人(包括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轟炸。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英國人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未來如果臺灣民族倖免於滅亡,後代臺灣人記憶那個艱苦的時期或許也會說,那是臺灣人最好的時刻。
在那個最好的時刻中,臺灣人集體展現了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同情、正義和勇氣。那個時代之所以是最好的時刻,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時刻。捷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哈維爾,回顧捷克人民反抗共產黨暴政時這樣說,「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與精神的潛力。」被譽為「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者」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政權與法國革命》中這樣描述革命階段的法國:「歷史上從無任何一個年代曾經見證過如此多人、以如此熱情獻身於公共福祉,如此真誠地忘記自己,如此不顧私人生活所珍惜的一切,如此願意克服心中的狹小情感。這是引發法國革命中偉大行為的熱情、勇氣和愛國情操的來源。如此景觀雖然短暫,卻是無可比擬的壯觀。」
這段記憶讓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它同時也讓我們回頭凝視現在,然後問自己:我們臺灣人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
然而,歷史記憶不是歷史。牛津大學一位歷史學者書寫邱吉爾的時候這樣說:「嚴肅的歷史學者的任務,不是創造令人舒適的神話,而是在於摧毀神話;在於提醒讀者過去那個時期不是黃金年代,我們的祖先不是天才,那個時期充滿了我們如今完全無法容忍的不平等、悲慘和苦難;在於對讀者顯示,先前的世代和我們今天一樣,面對難題的時候盲目亂闖……俾斯麥和史達林的成就仍然是一項歷史紀錄;可是每一新世代的歷史學者都發現新證據顯示他們的渺小、或殘酷、或強烈的報復心。在另一個極端上,林肯和甘地的智慧和幽默是如此明顯,以致當我們發現他們是政治操作的高手時,我們震驚不已。」
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須要牢記這些提醒,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不過,過去的時期即使不是黃金時代,或許也有值得啟發後人的時刻。那個時代中的人物即使不是天才和完人,他們或許和每一個凡人一樣,具有感動後人的一面。我們需要重新看見這些面向,雖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的不足。
如民主轉型此種大規模的政治變動,當然不可能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者持續的努力,只是臺灣民主化的因素之一。我們書寫民族記憶不能忽略其他眾多因素的作用,如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條件等。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數年,也是國民黨獨裁政權最脆弱的時候。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讓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失去正當性;既然收復大陸已不可能,根據憲法和它的三民主義,國會必須全面改選,戒嚴也必須取消。
一九八四半年內,煤礦坑三次爆炸,總共有兩百七十名礦工遇難。更嚴重的是,情治首長派遣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暗殺政敵。除了讓美國政界對國民黨政權的批評更為強烈,也讓國人對林宅血案有全新的理解:林義雄母親和雙生女兒的謀殺案,極可能也是情治單位所為。然後是臺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為國民黨的立委蔡辰洲淘空,發生擠兌風暴被提領一百五十億。南邊的鄰居菲律賓,則鮮活地向國民黨展示繼續壓制民主要求的可能後果:被人民推翻的獨裁者馬可仕,搭乘美國提供的飛機流亡到夏威夷。外交孤立、內政不修的情境下,民主妥協是蔣經國比較安全的選擇。
身為民主公民,我們必須在知識上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有正確的理解。身為臺灣人,我們不能遺忘前人在那個困難時刻中的表現。那是民族記憶的重要元素。
6 逮捕和屠殺 高雄發生警民衝突事件後,國民黨政權壟斷的所有媒體,連續數日對民主運動人士展開猛烈的攻擊。「偏激分子顯露猙獰面目」、「假美麗之名幹醜惡勾當的暴徒」、「滋事暴徒該當何罪?」、「嚴懲暴徒必須除惡務盡」等語言,充斥報紙。當時擔任臺北市長的李登輝說,「基於國家當前的環境,也基於兩百多萬市民的安全和福祉,絕不容許陰謀分子在臺北市有煽動群眾、不法集會,及破壞社會安寧秩序的暴力事件發生。」他同時呼籲全體市民,共同聲討、制裁陰謀暴力分子,以維護社會安寧。也全力支持孫運璿院長對「今後任何企圖破壞安定與團結……政府決斷然依法處置,不稍寬容」的談話。李市長說,「高雄市已發生《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的不法集會……警備總部等治安單位已採取斷然行動,決本嚴正立場,依法嚴辦,絕不寬待。」 次日清晨,獨裁政權果然如李登輝市長所期待的,開始「制裁陰謀暴力分子」。除了施明德在逮捕行動中脫逃之外,張俊宏、姚嘉文、王拓、陳菊、呂秀蓮、林義雄、陳忠信、張富忠、周平德、楊青矗、紀萬生、魏廷朝等十四人幾乎在同一時間遭逮捕。他們是第一批被逮捕的人。根據當時的調查局高雄分處處長高明輝的回憶,他們接到的指示是全臺灣同時在清晨六點逮捕所有人犯。之後,各地的雜誌社分處,全部被查封。 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就在大肆逮捕民主運動領袖的第二天,黨主席蔣經國在會議上致詞表示:國民黨絕對不會實施軍事統治,前一年停止的中央民意代表補選將會恢復,而且增加名額。蔣經國又說,當前仍為戰爭狀態,戒嚴不會取消。四中全會也改選了中常委。新當選的中常委除了李登輝外,還包括《中國時報》余紀忠、《聯合報》王惕吾等新聞媒體的擁有人;公然宣示媒體為統治工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