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形勢下，年輕的讀者極其需要跨文化、全球化的視角，使其成為辨析地瞭解自身、解讀世界的利器。本書既解讀了傳統東方式的價值觀及客觀性，又闡釋了西方敘事手法中對道德、文化延續以及源自生活的真實性。本書將徹底顛覆我們對自我辨識及藝術創作的認知。

任碧蓮，（Gish Jen），美國華裔作家。其父母在20世紀40年代從上海遷往美國。她於1955年生於紐約長島，1977年畢業于哈佛大學並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後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進修，中途輟學，1983年在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獲得藝術碩士學位，1991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緒言
第一講 我父親寫他的故事
第二講 藝術、文化與自我
第三講 這一切帶來了什麼
所引作品
譯者簡介

緒言

幾年前，我參加過一個關於東西方文學的會議。會議期間，一位年輕的中國大陸作家被問及她為什麼寫作。對此，她回答說，她之所以寫作，不是為了講故事，或做見證，或與簡·奧斯丁（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為她不喜歡出門，於是就想到通過寫小說，既能賺錢又可以待在家裡。對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Oy（唷）！——這是意第緒語，只是用來表達我所猜想的許多西方聽眾的想法。

你們應該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一點——關於為什麼寫作的問題。在西方世界中，人們想像中喜歡待在家裡的作家包括艾蜜莉·迪金遜（Emily Dickinson），其與藝術（Art）有關，而中國人則很有可能會因此而聯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冬天，我遇見了一位元為了將藝術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進行火箭試驗的女士。她說，這是一項競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讓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這的確堪稱一個驚人的項目——我想你們不會有異議的。我對於這個項目的第一反應：火箭！多好玩兒！但是我的第二反應則是，這是只有美國人才會做的事情——對於事物的價值和人類表達的目的，這位元女士的態度迥異于中國作家的態度。在我看來，二者之間的區別代表了一個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請我做這些講座時，約翰·斯托弗就建議我撰寫一部關於知識份子的自傳——他用了一種禮貌的方式告訴我，這也許是我能夠處理的唯獨一種能稱得上是全球專家的主題了。毫無疑問，這一主題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這仍然意味著許多東西。因此，我選擇用自己的事例，作為談論上面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種方式。在短時間內，我也許無法將它明確地描繪出來。不過，通過我自己的故事，我將涉及“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並且尤其關注自我的不同結構。我這樣講，意思是指我所論述的內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以及在東方包括中國（20世紀40年代我的父母從那裡移居海外）在內的占主導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

我對這一差異感興趣已有一段時間了。幾周前，在與我過去的老師、來自愛荷華作家工作室的詹姆斯·艾倫·麥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談話時，他提醒我，這一差異在我1983年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就曾經探討過。如果回顧一下隨後我的那些長篇小說，其實可以從中看到一種辯證，一如一些作家所做的那樣——如沃納·索洛斯（Werner Sollors）簡潔有力地表達過的、如同在認同和血統之間的那份緊張感。就我而言，這便是愛默生（Emerson）與孔子之間的抗爭。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會在獨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間感覺到這種緊張感：前者在真理內部發現意義，權利和自我表達對其至關重要；後者在從屬關係、責任和自我奉獻中發現意義。也就是說，當我們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斷言“存在於我內心中的（悲傷）超過了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們便會產生共鳴，感覺到自己也有一些別人看不到的內在的東西。因此，這必須“首先是真實的”。誠然，如果我們想起《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1942）的結局，當韓弗理·鮑加（Humphrey Bogart）說“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裡，三個小人物的問題並非毫無價值”時，我們也會發現自己產生了共鳴。

存在於我作品中的緊張感僅僅是一個極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嚴重性總是被更多人所共用，正如心理學家理查·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出的那樣，東西方之間的自我差異實際上是“西方（指歐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毫無疑問，正在加速發展的現代化給“其他各方”的個人主義帶來了名副其實的流行。也許我應該承認，從某種程度上，我把跨文化研究帶進了這些講座之中。就像我將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強調的那樣，我將不會偏離各種各樣的東西方研究成果——我認為自己的關注足夠廣泛，你們也會同意這種做法的。儘管如此，由於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文化（更不要說歐美的大量亞文化）存在著傳統意義上相互依存而今卻又波動不已的取向，但是有越來越多像我一樣普通而又低能的人，當情況被允許時，往往能夠很實用的開掘我們相互依存的或獨立自主的自我，就連那些對此看法不一致的行家也是如此。至於我們這些低能的大人將會養育出什麼樣的孩子，誰會知道呢？我們無法判斷以及明確地說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會是什麼樣的。但是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通過描述一些源於我自身的經驗，以及一些具有諷刺意味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希望不僅能為小說創作者，也為與文學並無特別關聯的許多人提供啟發和視角。

在我開始之前，我想說的是，在涉及文化差異的所有討論中，我意識到了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會學家馬丁·M.馬格爾（Martin M. Marger）所說的那樣，“一個群體單純化的且過分誇大的信仰，通常是間接獲得的且抗拒改變的”，這顯然應該被嚴厲地譴責並絕對避免。儘管我也意識到，對模式化的恐懼有時也許會引發對文化差異斷言的不適，無論那些斷言是被心理學家多麼徹底地接受或者有著怎樣堅實的研究基礎。不幸的是，這種擔心是完全合理的。在193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記憶》（Remembering）中，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了這樣一個實驗：英國的測試物件被要求在從只有幾分鐘到幾個月之多的間隔裡，反復複述一個有關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結果發人深省：每新的一輪，受試者都會記錯更多的故事情節，他們會不自覺地編輯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獵海豹變換為“釣魚”。對於他們而言，去除和改變似乎是怪異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終演變成完全與印第安人無關——事實上，直到故事最終變得已經完全英國化了。

現有的模式是強大的。進行預判遠比意想不到的完全聽取要好，我們會根據自己已有的想法回憶事情。如果連懷疑也能以非理性的方式捍衛我們自身的模式的話，正如小說家阿蘭·萊特曼（Alan Light-man）提醒我們的那樣，像愛因斯坦（Einstein）和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這樣的人，他們因成功面對反對的證據而捍衛自身的模式而聞名。因此，我們也許時常感到愚鈍，其他更重要的人也許也是如此。與此同時，趨勢僅僅只是趨勢而已。雖然這些講座很可能會被誤解和記錯，但我仍然寄希望於它們不會——它們將不會被過濾掉太多，因為它們將會讓人們注意到我們自身的篩檢程式，而這終將會促成建設性的對話。

關於術語的說明：我沒有像通常的用法那樣，用“獨立自主”（independent）這個詞去表達自足或不受外界控制，我也沒有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這個詞來表示相互聯繫或相互依賴。相反，如同跨文化心理學家所做的那樣，我一直以這些詞為一種方式，描述有關自我解釋的兩種非常不同的模型。第一種，“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強調獨特性，通過諸如特點、能力、價值和偏好這些固有屬性來定義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第二種，“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強調共性，通過地位、角色、忠誠和義務來定義自身，往往透過背景看待事物。當然，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自我解釋之間存在一個連續體，大多數人沿著它進行定位。在整個一生的過程乃至某一瞬間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沿著它移動。文化不是一種宿命，它只提供範本，個體最終可以接受、拒絕或修改，並且執行它。例如，事實上，美國人的確喜歡汽車，但許多人選擇不開車、不經常開車，或者他們不喜歡開車對環境的破壞，以及他們會暈車。

毫無疑問，這彰顯出的是一種汽車文化——事實上，汽車影響了從城市設計到外交政策的一切。因此，它處於相互依存／獨立自主的範圍之內。無論人們沿著其長度通常將自己定位於何處，也不管他們傾向於變動多麼寬的幅度，其端點仍然代表著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現實——這些現實，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帶來了感知、記憶以及敘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探索這一切時，我最終將關注點鎖定在這種差異對我寫作生涯的派生和支撐作用上。然而，正如我曾經說過的那樣，這種差異對於我們理解藝術與小說，對於我們理解我們自身，對於我們理解文化與文化變革遠遠超出了其本身。這便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至於我的計畫，我將以一個“根”的講座開始。這也是一個講述了相互依存的自我如何影響了一個人的一生的例子。也就是說，我們將細讀我父親在85歲時寫下的一本精彩的自傳的開頭部分。這一部分與他在中國的成長經歷有關——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夠帶給大家感動，並引起我們的興趣，同時也為我們打下一個基礎，為相互依存提供一種感覺，這是我們無法從單一的研究中所得到的。

我們並非不讓自己進行研究。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樣，事實上，我們將會把跨文化心理學的一些研究作為我們深入理解我父親故事的一種方式。這些研究也會使我們深入瞭解其對立面——高度獨立自主的事業。在第二講的後半部分，我將聚焦西方敘事。在這裡，我將考察“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一切與我早期的作家生涯有什麼關係。

隨後，在第三講中，我將會思考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會是什麼。當相互依存遇到獨立自主會發生什麼？我將把自己和我的工作置於變動不居的背景以及其他人的工作之中。此外，我們還會參觀一個非正式的工程講堂。

在這些講座結束之後，我將計畫在一個熱水浴池裡度過一天。但首先應該是：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