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這個富裕國家裡，現在的收入差距大於大蕭條以來的任何時候。2010年，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公司首席執行官（CEO）的平均薪酬超過1100萬美元，而全國1/4工作崗位的薪酬低於貧困線——一個四口之家2.2萬美元。然而，美國的GDP現在已超過了15萬億美元。為什麼有的人如此富有，而有的人卻如此貧窮?

本書發人深省，令人深思。反貧困運動的終身宣導者彼得•埃德爾曼，在書中對如此富有的美國為何卻有數目如此龐大的失業致貧者和工作致貧者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詳實的分析。儘管埃德爾曼認為，美國已經採取了重要的積極措施，若沒有這些措施，會有4000多萬人陷入貧困，但貧困仍會隨著商業週期的波動而波動。美國今天的經濟結構使半數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停滯不前，而底層和有色族裔勞動者的情況甚至更糟，但公司高層卻坐享數十億美元的薪酬。

本書深入研究了統計資料背後人們的真實經歷，尤其是探討了有色族裔年輕人所面臨的持續危機。作者指出，這些年輕人在步入成年之路時，往往失去了過上富足生活的可能性。對於任何想瞭解21世紀美國困境的人來說都不可或缺。
 
 

彼得·埃德爾曼

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教授。在1964年至1968年期間，他擔任參議員羅伯特·F.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的高級顧問，後來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領導的政府中擔任高級職位。在1996年克林頓簽署福利改革法案後，他辭職以示抗議。現住在華盛頓特區。
 
 
 

導言
第一章  近期窘境一瞥
第二章  我們已取得的成就
第三章  我們為何陷入困境？
第四章  工作： （對大多數人而言）經濟惡化，公共政策變糟
第五章  深度貧困： 安全保障網上的巨洞
第六章  集中貧困：“被遺棄者”
第七章  年輕人： 增加機會
結語
致謝
注釋
 
 

近半個世紀前，我曾有幸在美國參議院為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工作。他這個人——可以說不同於他之後的任何一位總統——全身心地致力於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去解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貧困問題，解決貧困與種族交匯在一起所產生的問題。我有機會與他一起到美國各地走訪，一起傾聽人們的心聲，與人交談，目睹他們為生活而掙扎，從而獲悉很多真實情況。

我們遇見密西西比州遭受極度饑餓折磨的孩子們，還有加利福尼亞州聖華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的那些為爭取合理的工資和為組建工會而鬥爭的農場勞工。在紐約附近的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地區（Bedford-Stuyvesant），我們和當地人一起，要求實現社區經濟自治；在肯塔基州東部，我們看到前煤礦工人長期身陷貧困，還在與殘存的封建式地方政治奮力抗爭；在紐約北部，我們碰巧遇到坐船到離家千里之外的白人寄宿學校上學的土著居民的孩子們，以及居住在廢棄公車裡的外來農場工人。我對貧困意味著什麼有了更多的瞭解，而且可能比我從書本上瞭解到的要更為真切。

在我內心深處註定有某種東西，一直揮之不去。我是在大屠殺事發後不久長大的猶太人，當時我所生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反猶太情緒非常激烈。令我引以為傲的是，我父親得到時任市長休伯特·韓弗理（Hubert Humphrey）的任命，就職於他所創建的人際關係協會（Human Relations Council），該委員會主要是解決人們對猶太人和其他一些團體的偏見問題。而且我可以確定，大屠殺使我形成了對受輕視的少數族裔易受傷害情況的看法。

在甘迺迪逝世以後，我常常把那些從他那兒及同他一起瞭解到的問題重新聯繫起來，尤其是與未獲得公平機會的年輕人有關的問題聯繫起來。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擔任麻塞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副校長一職，這為我幫助年輕人拓寬工作機會提供了便利。同樣地，在新當選的紐約州州長休·凱裡（Hugh Carey）的領導下，我受命管理青少年矯正機構，得以延續這一模式。而在喬治城法律中心（Georgetown Law Center）擔任教職，則讓我有機會講授與貧困相關的知識，同時將我的想法形成文字。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和唐納·沙拉拉（Donna Shalala）一起共事則給了我解決貧困問題的機會。當我由於抗議克林頓1996年簽署的福利法案而從政府部門辭職後，我要做的事情就變成了一項更為重大的使命。

可以說，在這方面，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緊接著一件，一做就是40多年。我一直都在努力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力爭在減少美國貧困問題上小有作為。如果我是“逃出埃及”的一部分，我將努力把它變為上帝的“應許之地”。

事實上，我仍然在為此事奔忙。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要以全新的視角去探尋為何終結美國貧困如此之難，以及我們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我恰巧現在動筆撰寫此書的原因是，在過去的10年裡，貧困問題日益嚴重，將貧困問題提到舉國上下均應優先關注的議事日程上來，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我不是因為感到徒勞無果才寫此書的。當然，那些關心貧困問題的人都希望我們取得更大的進展，但是，就像我將要解釋的一樣，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所做一切毫無效果”的說法純屬謠傳。即使最近形勢有所惡化，政策帶來的收益遠遠超出了政策造成的損失。問題是政策帶來的收益由於經濟走勢的影響而失效，因為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超級精英們的財富和收入激增，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準，但它卻侵蝕掉了數百萬人的收入。

這一點不能不加以改變：“美國”和“貧困”不應該是出現在同一語句中的兩個詞。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可我們竟然還有貧困，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而我們的兒童貧困率居工業化國家的榜首，這更是令人羞愧不已。

究其原因並不是我們國家不夠慷慨。美國人自願捐錢出力做慈善事業，他們在為無家可歸者設立的庇護所和施粥店幫忙，他們指導和輔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們建立獎學金，如此等等。我們有著世界上無可匹敵的非營利機構。

但與此同時，公共政策就要另當別論了。國會中的自由派成員說，就在眼下，向較為保守的同事（而不僅是共和黨人）提出含有“貧困”一詞的議案，是一件立即惹人生氣的事情。無家可歸的退伍老兵？可能有吧。貧困？絕不可能！而“福利”一詞——在當今很多詞典中，是個貶義詞。

我原本以為，大蕭條會使我們再次獻身於減貧事業。我原本以為，受貧困衝擊的那些自認為經濟上有保障的數百萬人可以積極參與減貧事業，大力支持對已然和新近陷入貧困的人給予關心和同情的政策。在奧巴馬政府執政伊始，情況似乎如此。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刺激法案投入了巨額資金用於延長和增加失業者領取失業津貼的時間和金額，並對新近失業者提供其他救助，還為那些在危機來臨前就已生活潦倒的人提供重要的臨時性支持和幫助。食品救濟券發放範圍暫時有所擴大，收入所得稅抵免和兒童稅收抵免幅度增加，住房優惠券的發放力度加大，對無家可歸者提供更多幫助，在幼兒啟智計畫（Head Start）和兒童保健上注入更多的資金，還有很多很多——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減輕了經濟危機對已然陷入貧困群體的人的影響，並且讓多達700萬人免於陷入貧困的泥潭中。

儘管如此，從2007至2010年，仍有900多萬人陷於貧困之中。經濟危機程度之深要求我們做出更多的努力，雖然我們所做的一切已經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即使在奧巴馬總統採取積極措施之際，他也很少用到“貧困”一詞。官方網站在詳細介紹他的《復興法案》（Recovery Act）內容時，使用了“易受傷害的”這個詞，形成了與低收入者相關的那部分法案的特點。他極少使用“貧”這個字，這讓我很是失望。他總是強調中產階級，卻極少提及身處社會底層的那些民眾，這一行為讓我深感不安。我們的總統，身居國家第一要職，他比任何人都有力量教育和引導我們關注每一位國民。

也許說出這個問題重重的“貧”字將危及刺激計畫的執行。但是，我依然相信，我們國家的領導者們不願意讓國民直言不諱地探討美國所面臨的貧困問題的這一做法是有害的。我們許下承諾，要為所有人提供機會，但是在我們國民的話語中，對五分之一孩子的真實情況遮遮掩掩，這種做法讓我們的承諾成為笑柄。即使是現在，在“我們是那99%”的口號已引起廣泛共鳴、對不平等現象倍加重視的情況下，更加密切關注的仍是佔有社會財富巨大份額的上層那些人，而非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人群。應該將對貧困問題的討論置於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沒有流動性這一更為廣泛的背景下展開，但是數百萬人處於貧困之中的嚴峻現實及其更為嚴峻的未來顯然必須是討論的部分內容。

生活在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稱的“雙速世界”中，我們已經變得越來越安分。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這一邊是有保安看守大門的封閉式高檔社區，那一邊是破陋陰森的貧民窟；這邊的人坐擁豪華遊艇，而那邊的人連救生圈都買不起；這邊有人擁有私人飛機，而那邊的孩子們甚至在可能想要飛翔之前雙翼就已被剪斷。我們需要一場更為誠實、更為坦率的大討論，而且是宜早不宜遲！

在那一政治時刻，無論奧巴馬總統沒能直言不諱地談及貧困問題是對或是錯，事情仍是迅速朝著令人失望的方向發展。很多民眾態度冷淡，甚至面對這場經濟危機的受害者亦是麻木不仁。假意支持消滅赤字的鷹派分子聲稱，有必要立即採取緊縮政策，防止財政末日的降臨，並且找到了心甘情願的支持者。那些已然陷入貧困的人們，在奧巴馬成功當選之後，只在電視螢幕上短暫逗留，而後就被排出了公眾的視線。

自2011年夏季以來，由於為了提高債務上限而達成的惱人的預算協定，由於聯邦和地方財政極度惡劣的狀況，由於經濟的持續疲軟，貧困者面臨著看似長期困擾我們大部分人的最糟處境： 就業前景渺茫。共和黨人甚至拒絕考慮增加稅收，而同時卻要求大幅度削減赤字，這無疑預示著在聯邦政府層面為貧困者設立的專案將會縮減到少之又少。一貧如洗的州和地方政府，其中有一些顯然有扶貧幫困的熱情，卻已經開始大刀闊斧地削減可以減輕其痛楚的專案。

一直以來，直接用於削減貧困的公共政策很難贏得廣泛支持。太多的美國人對幫助貧困者的公共政策持有懷疑態度，尤其是當他們在自己的腦海中審視“貧困”的時候。從《聖經》開始一直到後來伊莉莎白時期頒佈的貧困法案，在整個歷史長河中，總有一些人本能地相信，貧困者不能責怪他人，只能怪他們自己。該謬見在美國有一個特殊的版本，即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式神話，這個神話告訴人們，一個人取得成功或是遭遇失敗取決於自己是否努力。開拓精神和頑強的個人主義——普遍崇尚的價值觀——造就了美國版的“都怪貧困者”的故事。

我們應當清楚的是，自新政實施以來，公共政策的確已經給貧困者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從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頒佈開始，到20世紀60年代，我們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逐步取得的進步，有時普通大眾注意不到，但經常在時機出現時陸續取得的、日積月累的進步，然而對那些受益者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進步。在削減貧困方面，我們已經有許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項目，這正是本書的要點。

我們出臺了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和兒童健康保險專案（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CHIP），許多低收入群體的健康指標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們實施了食品救濟券制度，使我們在美國一些地區所看到的近乎饑餓的狀況得到改善。我們制定了所得稅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和兒童稅收抵免政策（Child Tax Credit），使得那些家有子女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有所提高。我們設立了佩爾獎助學金項目（Pell Grants），由此數百萬人能夠讀得起大學，否則的話，他們將永遠被拒之于大學校門之外。我們制定了補充收入保障計畫（Supplemen-tary Security Income，SSI），提高了那些勞動收入無法提供足夠社會保障的老年人和傷殘人士的最低收入水準。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舉措——住房券、幼兒啟智計畫、兒童保育設施、貧困者法律服務等，這裡僅舉幾個例子。雖然對貧困一詞避而不提，但奧巴馬政府和議會還是將1600多萬人納入到《可負擔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下的醫療補助計畫當中，撥款數十億美元用於改善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受教育狀況，在最不富裕者身上支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筆費用——在所謂的《復興法案》實施過程中，支出數額超過150億美元。
輕描淡寫地說上一句——如許多保守派人士所為——“我們發起了一場消除貧困的戰爭，而貧困贏了”，就因為貧困依舊存在，就像是在說《清潔空氣和清潔水法案》（Clean Air and Clean Water Acts）失敗了，因為污染依舊存在一樣。然而，時至當下，貧困現象仍勢頭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