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代的台灣，一個有「思想犯」的年代。六名年輕女性白白失去了青春、自由，甚至生命。
　　「流麻溝十五號」是綠島思想犯共同的戶籍所在地。
　　一九五○年代初，綠島新生訓導處曾經關過一批女思想犯，她們稱為「綠島女生分隊」。
　　無法想像的監獄生活，出獄之日遙遙無期，對家人親友的掛念、對未來的茫然，衝擊著她們失去自由的心靈。出獄後，面對社會的歧視與生活的困苦，拼命求得一席之地。
　　六十年後，我們終於聽到阿嬤們親口講出這些故事，透過僅存的書信、照片、記憶，帶我們回到那個荒謬的年代，一段如此獨特的女性生命史。
　　張常美(省立台中商職一年級)──無辜的九十九人　　老蔣說：「寧可錯殺一百個，也不要放掉一個」，我就是其中的九十九個。
　　黃秋爽(台北靜修女中三年級)──我家七人被抓　　我被判刑時，沒有拿到判決書，我爸爸也沒有判決書，因為家沒了，沒地址可以寄。
　　張金杏(彰化大肚國小老師)──岩石縫長出的小草 　　我這個政治犯絕對要做給你看，我絕對要比那些沒有被關的人更厲害、做得更好，就是要走出來給你看。
　　陳勤(台北福星國小老師)──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　　原本期待燦爛歲月的未來，不料婚後不久即遭無妄之災，身繫囹圄五年六個月又十六天。
　　藍張阿冬(女兒一歲襁褓中)──帶著一歲女兒入獄　　他們來抓時，女兒才一歲多，我正抱著她餵奶，看他們一堆人進來，我的腳就軟了，手還抱著女兒吃奶。
　　施水環(台北郵電局職員)──辭別尊顏，無日不思　　當每晚夢見慈祥的媽媽跪在神前為了您兒女祈禱，我眼淚暗暗地濕透了枕頭，只有您的來信，無時在我的身，入睡前一定拿起重念一遍。
本書特色
　　1.本書與《青島東路三號》同為鄭南榕基金會策劃，黃子欽裝禎設計，近期出版的還有《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美援時代：鳥事並不如煙》等書，同以台灣近代生活為主題，是近期書市引人注目的話題焦點之一，也掀起許多年輕讀者重探台灣過去風貌的興趣。
　　2.累積十多年、上百人次的採訪收集，篩選出最為完整的個人紀錄，並透過各種管道取得珍貴老照片、官方檔案、歷史影像、背景考證。白色恐怖時期非官方版的女性口述歷史，首次完整出版。
　　3.書中收錄五位阿嬤的口述人生，有苦有樂、悲喜交集，跌宕起伏更甚小說情節，並佐以僅存的當時老照片及圖像，帶領讀者回到那個荒謬又現實的年代。書中最後一位主角施水環，是書中唯一一位被槍決的女性，只留下寫給家人的書信筆記以及生前照片，連死後的安葬地點皆不可考，但書信中她純潔的心靈與堅定的信念，令人動容。
　　4.本書較少著墨於國族認同等政治議題，更多試圖探索女性柔軟的人格特質，從生活中積極奮鬥前進的精神。如同眾多猶太人及戰爭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往往是受難後的自我療傷，而女性療癒歷史創傷的特殊意義，在本書中更得到彰顯。
作者簡介
曹欽榮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董事兼執行長。成大工管系、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畢，台灣游藝設計公司負責人。曾參與台北228紀念館1997年創館整體規劃、展示設計，自2001年參與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文史採訪、展示設計。長期收集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口述歷史。
鄭南榕基金會
　　鄭南榕基金會的成立，是為了紀念鄭南榕宣揚言論自由的理念，並促進台灣意識的覺醒，以推動台灣文化的振興。紀念館將鄭南榕自焚的自由時代雜誌社歷史現場，完整保存，並開放以供憑弔追思，館內陳列當時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出版品，並定期舉辦相關活動，以見證箝制思想言論自由的時代。

關於流麻溝十五號《流麻溝十五號》的時代背景
葉菊蘭序　向她們致敬許章賢序　人權接力，一棒接一棒曹欽榮序　前言及訪談記
張常美──無辜的九十九人
黃秋爽──我家七人被抓
張金杏──岩石縫長出的小草
陳勤──天空在屋頂的那一端
藍張阿冬、藍芸若──帶著一歲女兒入獄
施水環──辭別尊顏，無日不思

推薦序
向她們致敬
　　正值花樣年華的年輕女性，在不知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從學校、家裡、工作場所被特務帶走，輾轉流離，開始了她們被禁錮的青春歲月。張常美、張金杏、黃秋爽在十七、八歲就被抓走。張常美、張金杏在獄中度過十數個年頭，重見天日已經是三十歲了，出獄後與難友結婚。這些年輕的女性，出來後要面對家人、重建家園，生活上還要面臨特務的時常「關照」，工作、家人、婚姻都受到深遠的影響，那是今日享有自由社會的我們，難以想像的生活經歷。
　　我自己也有一位女兒，讀這些故事的時候，就在想：我女兒也讀過高中，如果那個年代她在班上擔任幹部，很可能和張常美有相同的境遇。第一位出現在書中的張常美只不過是個高一小女生，聰明又會讀書，熱情活潑，就在學校被叫出去，一路從保密局到綠島又到生教所，她根本搞不清楚為什麼被抓，她只不過表現傑出、參加學校自治會，一關就是十二年。不能想像那個年代：只能求不被槍斃，關個十幾年算很幸運了，時代的無情、冷酷、殘忍，令人顫抖。
　　書中最後一位出現的施水環，一位未婚職業婦女，有六十八封從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獄中寄出的家書，每一封信都思思念念著希望早日和媽媽見面，思思念念著：媽媽我對不起妳、我不能奉養妳，媽媽我希望妳健康、我希望妳保重，媽媽我想念妳，想到心痛得不得了。可是，她也跟媽媽說：妳放心，我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長官會還我清白的，我相信上天會有公理正義的，我相信我們很快可以見面的。第六十九封信空白，第六十八封信寫著日期：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是她被槍斃的前兩天發出的最後一封信。年輕的生命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沒了，消失在人間，那種時代的悲劇，現在想起來還是令人心痛。家書中那種對媽媽的無限思念，如果她是我的女兒，我的心會多麼地痛啊！
　　不管是張常美、施水環，還是黃秋爽、張金杏、陳勤、藍張阿冬，讀了她們的人生故事，會發現她們只不過是那個年代眾多被犧牲的無辜青春生命中的一位，她們也提到許多女性「同學」。想像一下，假設是妳，妳還來不及收拾職場的任何東西，就被帶走了。想像你的女兒在工作場所、在學校念書，不知道為什麼被找出去，然後就不見了，家裡的人會多麼焦急。
　　黃秋爽一家七口因收留簡吉而受牽連，被控「知匪不報」罪名，關了九個月，卻隔了半世紀以後才知道罪名。九十歲的陳勤、近百的藍張阿冬女士，因為朋友、先生而被牽連入獄，當時她們剛懷孕、或有孩子，甚至孩子跟著媽媽被關。出獄後，不只她們的生活受到影響，孩子也跟著受苦。藍張阿冬的女兒說：「從小就是畸形的生活型態，沒有爸爸，活在屈辱中，同學們都會竊竊私語，說爸爸是匪諜」。陳勤出獄後，重回學校教書，不論表現多麼出色，年年考績乙等，孩子被同學斥為「被關牢獄的小孩」。
　　現在的自由像空氣一樣，稀鬆平常，大家不覺得它存在的重要。新的世代，可能都沒有機會了解這段前人用生命和血淚換取自由的艱辛，不知道台灣過去是怎麼樣用政治權力去禁錮人民的心靈。在長期戒嚴狀態下，台灣人的思想、腦袋想些甚麼，隨時都有「老大哥」監控的年代。
　　真的要謝謝這些長輩把她們的故事說出來，讓年輕的世代可以了解過去曾經這樣悲慘地走過，可是大家也都這樣活過來了，仍然充滿勇氣地往前走，像張金杏那般還在教授日文呢。讀了她們的故事，大家應該有更強烈的省思：要如何珍惜現在得來不易的自由、奔放的思想、恣意的言論。我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甚麼事，可是看到她們的故事，要知道不管遇到甚麼挫折，還是要勇敢去面對、要咬緊牙根，撐起來，向前走，民主時代的巨輪才能繼續運轉，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更進步、更自由。
　　看到她們有著共通的典範，應該能讓人更有智慧、更有勇氣去面對未來可能的挑戰，台灣的前途何去何從？台灣的未來誰可以挑起來？台灣要怎樣才不會走回頭路？台灣要如何持續我們現在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成果？沒有恐懼的社會，需要很多人的智慧來守護，深讀這些前輩的口述歷史，我們看到她們的勇氣、韌性、負責，縱使被囚禁，再艱困的環境也必須生存下去。最後，她們還是堅強地挑起生命所賦予女性的責任，要養兒育女、要照顧先生、家庭，女人真偉大！我向她們致敬！
文/葉菊蘭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終生志工
前言及採訪記
　　「公館村流麻溝十五號」是綠島的共同事業戶戶籍地址，戶長是新生訓導處處長，有湖南籍、湖北籍、河南籍等；除了管理人員幾乎清一色是中國籍，遷出遷入的人口在戶籍謄本「稱謂」上都是「新生」，籍貫更多：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江西、雲南、河北、廣東、廣西、江蘇、四川、遼寧、哈爾濱、上海市、南京市等等，幾乎涵括中國各省市；也有許多是台灣省籍：台北市、台北縣、嘉義市、台中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等等，由全台遷入綠島。這個特別戶籍存在時間超過四十年，同時在籍人數最多時可能達三千人，前後遷入遷出者不計其數，而綠島當地人口數大約也只有三千人。
　　這是白色恐怖時期火燒島政治犯的共同戶籍，但所有政治犯都不知道有這個戶籍存在，只知以郵政信箱收發信件。這個戶籍全部都是外來人口，最大的好處是在二○○○年前後，成為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僅有的官方關押「思想犯」、發放「補償金」的證據。二○○六年夏天，我們前往綠島戶政事務所，請求協助調閱政治犯戶籍時，陪同的受難者看到自己的綠島戶籍，恍然大悟：「我原來也是綠島人！」
　　流麻溝位於綠島東北角，是島上最重要的水源，稱它為溝，卻是幾十年間供給受難者源源不絕的生命之泉。書中的幾位主人翁，都提到女生分隊到流麻溝抬水，是每日例行工作。流麻溝曾經養活數千人，那麼多來自中國大江南北、全台各地的人，從青島東路三號，移送到綠島流麻溝十五號，她/他們如何在島上度過漫長的「不自由」歲月！
　　女性見證台灣歷史
　　我們親切地稱呼本書中的主人翁為台灣「阿嬤」，她們是妳∕你、我的最愛。
　　這本書是累積十多年來採訪白色恐怖女性受難者，整理出來的部份文字記錄，採訪目的不只紀錄她們的受難史，更期待她們曾經受苦的人生，在年老時回顧，對後人有所啟發。二○一二年入夏之前，我逐一再訪阿嬤們。其中藍張阿冬阿嬤年紀最大，虛歲已一百歲；陳勤阿嬤九十一歲；洪黃秋爽、張常美阿嬤八十二歲；張金杏阿嬤八十一歲。五位阿嬤出生於一九一○至一九三○年代，她們親身走過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動蕩的歲月，見證今日走向民主的台灣。
　　她們是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縮影，在阿嬤身上散發出各自獨特的個人韻味，從舊時代掙脫封建、父權的束縛與迫害。到今天，阿嬤們內心仍然有苦有樂，女性細微心思裡有對家人的愛和憂，但是卻充滿著喜樂的心情，面對人生。她們的時代背景和環境，到底限制或者造就了她們的女性特質和潛力？這點有待讀者從書中字裡行間去追尋、思索。讀者若能超越一般認為這類口述是政治受難者的悲情故事集，而能體會她們包容的人生，帶給讀者更豐富的啟發意義，那出版這本書就有價值了。
　　女性社會政治史
　　每一位阿嬤的訪稿約二萬到二萬五千字上下，本書盡力以有限文字及圖像，立體、生動化每位受訪者活生生的語言和故事。本書有許多註記，是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阿嬤們和其所處時代的人事物，這部分不一定做得很好，對研究者而言又或許顯得不足。初編本書的想法，經過出版者、美編的多方討論，九月中旬，邀請攝影家謝三泰，為阿嬤們拍攝生活紀錄照片，形成了目前的視覺樣貌。除了陳勤阿嬤正在老人照顧中心休養，拍照場所特別，其他四位阿嬤都在家裡或工作場所拍生活照，這些短時間內所拍的照片，流露出各自的風采和心境，感謝謝三泰兄拍得住阿嬤們。
　　這些受害者的述說紀錄，較少著墨於國族認同等政治議題，更多層面地試圖探索女性柔軟的人格特質，從生活中積極奮鬥前進的精神，這也是某種意義下受難後的自我療傷，女性治療歷史創傷的特別意義在此突顯出來。縱使五位阿嬤的口述並無法代表白色恐怖受害的整體實況，並且彼此之間談及同一件事情，仍然有記憶上的落差，本書尊重受訪人的記憶敘述，如實呈現；這種狀況更加顯示當代歷史記憶的研究，形成多元詮釋的知識力量的重要性；當代歷史記憶轉化為定論式的歷史之前，不在於記憶的不同、多樣，而在於缺乏豐富、多視角的探索過程所形成的價值意識。這是歷史偶像劇或大河劇，比起教科書，更容易引發社會回響的原因之一吧。當代社會科學、女性主義的思潮和研究，是否能透過這些女性口述的經驗證據，探索更廣、更深的本土女性的生活實證經驗及理論發展，讓更多人理解女性社會政治史的特殊性，也很值得期待。
　　從事綠島人權園區規劃、設計、文史相關工作十多年，自然機緣下與阿嬤們相處，總有無形的責任想著：應該於適當時機公開阿嬤們的生命史紀錄。當然，長期以來還有許多女性受難者和家屬接受不同程度的採訪，因於主客觀因素，相對累積有限的文字記錄，還未能達到公開出版的狀態，這是令人遺憾的事，也是我對曾經受訪的人失禮之處。五位阿嬤樂意分享生命中的苦難及喜樂心情，並經過她們的同意，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策劃出版本書，長期關懷受難者的H先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自由人的歷史動力
　　在台灣，過去的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女性口述紀錄已累積不少成果，這個時點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策劃出版女性口述書，另有其當代意義。鄭南榕生前以思想和行動突破戒嚴，包括發動一九八六年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一九八七年初發起平反二二八運動，到他以自焚行動表達爭取言論自由的決心，為了美麗的台灣新憲法而獻身。回顧一九八六到八九年解嚴前後的社會動能，突破二二八長期歷史禁忌、打開戒嚴門縫，何等重要；因為如此，受害者才能大量而多元地不斷發出聲音，出現了各種口述書和歷史記憶的書寫。在遺忘與記憶之間，我們需要再次深思、反省：台灣自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至今已二十五年，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的空氣，是不是在不自覺中變得愈來愈稀薄？歷史所累積的動力，是不是普遍地被遺忘、被漠視，而正逐漸地流失在世俗化的消費時代之中？還是輕忽了「戒嚴文化」扭曲的價值觀，已內化為我們不自覺的一部分。
　　二○一二年七月，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策劃出版《青島東路三號》，在書市上反應熱烈，也有相異觀點的討論意見，尤其關於國族認同的議題。我們從中獲得寶貴經驗，認為期待深入認識歷史的讀者不少，她∕他們想認識過去戒嚴對人性的傷害有多嚴重，想珍惜、記得許多先行者突破戒嚴的勇氣和動力。透過口述書出版，今日的台灣社會正萌芽著：繼承歷史動力來源的氛圍。
　　這本女性口述記錄，希望能回應這個需求，讓讀者從多元面向來認識身為女人的阿嬤們，在歷史事件中的人生重大轉折。她們在家庭、社會中扮演承先啟後的堅毅精神，甚至傳達了當今流行偶像劇中最原型的情感：守護著家人、守護著人生裡真誠的愛。
　　口述、文物，活生生歷史
　　本書前面四篇皆是單獨受訪紀錄，第五篇藍張阿冬阿嬤的訪稿，另加上女兒藍芸若、受難者王春長共同受訪，後面還有藍芸若的單獨受訪及親筆文章，最後再補上採訪者的觀察札記，希望有助於理解兩代女性之間的母女互動。第六篇是本書中唯一被槍決的女性施水環所留下的六十八封獄中家書，這是目前僅見的女性白色恐怖死難者被槍決前的家書。寫信的對象以母親和姊姊為主，施水環的弟弟施至成在台大讀書時，最要好的同學受難者林粵生（廣東汕頭籍）提供資料。林前輩已於今年稍早辭世，謹向他致敬。施水環的家書是先寫在筆記本而後謄寫在信紙，或是寫完信後謄寫在筆記本，已不可考。第一封信於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十月三日自台北市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六十號房寄出，至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槍決前二日，發出第六十八信。信末寫著：「我 每清早如媽�所囑讀聖經和祈禱，祈求神的恩待。願上帝的恩典降臨在我們全家人身上。阿們！敬祝平安！！」最後一封停格，僅寫著「第六十九信」。書信文字檔是由游藝公司詹亞訓初打，希望未來能在網路上公開這六十八封信的原件複製。
　　受難者間流傳著，施水環因藏匿弟弟施至成而被槍決，施至成失蹤至今，施家母親只能在天上與兒女相會。筆者曾親訪信中所稱施家人受洗的台南永樂教會（現在的看西街教會），找尋施家母親、姊姊的教會關係人和會籍，希望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施家親人現況，經教會幹事、張長老熱心協助，確定施家曾經住在神農街（今天遊客不斷的老街），隱約知道施家後人生活並不平順，還未能直接確認更多訊息。目前，以口述和文物追尋歷史的缺口，並不能確保得以完整、豐富地保留過去的「真實」，更有待今人繼續努力追尋，繼承並開拓我們的、活生生的歷史。
　　書中割愛了不少從二○○四年開始公開的官方檔案，解讀這些檔案和口述對照的價值，不僅是研究者的興趣或任務，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更能理解官方在長期「戒嚴」結構的社會控制下，極端扭曲人性，影響至今，這樣的認識論很重要。另外，從許多「戒嚴裡長大」的見證者（不論從廣泛定義下的加害者或受害者、旁觀第三者）經驗，她∕他們也從自身生活經驗的不同轉折裡，認識到這種戒嚴心態不只影響個人成長的心性，甚至翻轉社會的價值觀，嚴重到極難復原的程度。
　　紀念館影響民主文化深遠
　　本書的五位阿嬤在目前可申請到的檔案中，資料都非常有限。從政治案件的檔案來分析她們如何受害，顯得非常不足。但是就藍明谷、黃天的案件分析，檔案帶來對家屬或當代人的衝擊仍然不小，背後隱含著某種主流男性父權結構的思維和政策，潛藏在統治機構裡，也在社會中形成難以動搖的成見、偏見。
　　讀者閱讀本書，除了認識直接受害者的生命歷史，將更釋然、更深層地體會那難以復原的歷史重創，有如深層崩壞的土石流，幾乎摧毀了我們社會的價值根基。但是組織性暴力結構對社會價值的破壞，更需要我們積極地認識深層問題以後，長期準備重建歷史和生命價值的工作。這是轉型正義的長遠目標，為了確保社會朝向更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治理歷史創傷的討論，在台灣還未被普遍地重視，而來自國外的創傷理論及實務書籍卻充斥書市，口述書出版的小小一步，反映我們亟需理解自己歷史創傷的經驗和處理方法。
　　探觸過去的受難史常常被連結到今日的政治、政黨立場，這是日常生活中明顯的成見，或成為隱藏的、無意識的堅持。就這點而言，台灣已經成立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或民間的紀念館，如何接待一般的觀眾，進行同理心又深入人性的歷史記憶述說和溝通，將影響人權文化在台灣的落實程度和進程。紀念館經營得好又深入觀眾的內心，發展出文化機構的多樣化作為，將產生關鍵性的正向文化，影響民主生活，無限深遠。
　　感謝書林出版公司積極協助本書出版，但願本書能拋磚引玉，帶動台灣書市重視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本土當代歷史。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的宗旨，除了紀念鄭南榕之外，在未來的台灣落實自由權利的路上，紀念並緬懷過去無數爭取自由的先行者形跡，也是紀念館的志業之一，希望我們能共同來努力紀錄並評價不遠的過去（recent past）。感謝曾經協助採訪工作點滴事務的所有夥伴，在此無法一一列名，台灣游藝設計林芳微反覆整稿、打字，並初編相關資料，還有鄭南榕紀念館志工陳世昌及工作人員張芸菁、高微惠協助校閱。感謝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終生志工葉菊蘭女士寫序、董事長許章賢寫序。葉女士的人生有著台灣女性共通的特質，溫柔又堅強。她以世代的經歷，見證台灣突破歷史禁忌、戒嚴的時刻，帶來今日自由呼吸的空氣。感謝H先生、黃梅芳小姐、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贊助出版。更要深深向所有受訪阿嬤及家屬致敬、鞠躬、致謝，她們能吐露真情並不容易，卻處處彰顯女性動人的行事風格。她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記憶，這些寶貴的記憶將形成台灣邁向民主、自由的集體記憶。
2012年10月15日，台灣解嚴第25年文/曹欽榮

張常美草屯布店之家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南投草屯，草屯雖然是小鎮，但從小我家開布店，家境小康。那時候很多人都自己做衣服，布店生意不錯。我想祖先可能在曾祖輩之前就來台灣了，剛來的時候應該很艱苦吧！我看過曾祖母裹小腳的相片掛在大廳裡，但小時候不曾見過曾祖父母。就我所知，叔叔、爸爸家裡都是務農的，住在草屯北勢湳，我爸爸在那裡出生。他們出生時，家裡是耕田的。我爸爸受過日本教育，他六年公學校畢業後，再讀兩年高等科。我出生時，爸爸就已經開布店。爸爸以前也跟著耕田，但他受不了，因為會被水蛭咬，他無法繼續做農。讀書時日本老師很疼他，介紹他到一家私人醫院當藥劑師包藥，爸爸就出來做事，叔叔留下來耕田。爸爸叫張成章，媽媽叫曾玉。我媽媽是草屯坪頂人，沒有受教育，也是耕田人家。爸媽結婚是用田庄的方式吧，媒人介紹，用轎扛。爸爸大媽媽一歲，兩人不是很合。我下面本來有五個弟弟，頭一個弟弟四歲就死了，排行是：我、弟弟、妹妹、三個弟弟，我是老大。第二個弟弟多年前已因鼻咽癌過世。我先生歐陽劍華幫他很多忙，經常寄錢給他。為我先生擔保出獄的是大弟，他當時在津津味素公司上班，蘇友鵬醫師的岳父好像就在那裡。父親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跟人合股做醬油工廠，做得很大、很好，後來他幫人擔保被倒了，變賣家裡財產，連股份也退掉，變成不知如何生活，很可憐。我被抓之後，家裡也敗壞下去。我唸草屯公學校，都是台灣人唸的，另外有一所草屯小學校是日本人唸的。公學校讀了六年，五、六年級時常有空襲，邊唸書邊躲空襲，很危險。我外婆叫我們搬去北勢湳，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才再搬出來住回草屯，之後我去讀台中商業學校。我從田庄出來，應該比一般人晚二年才讀初中。台中商職一九四六年秋天，要進初中前，校長很疼我，在口試時就先跟我說：「妳要先去改名，再來讀書。」我猜想我可能考上了。日本時代我叫「張氏富美子」，唸成Humiko，大家都叫我Humi，現在還是叫我Humi。後來父親把我名字改為「常美」。沒想到我是榜首，草屯只有我一位考上，之後就有好幾位進台中商職。不過考上台中女中的也很多。我本來要考台中女中，知道商業學校在招募，我問爸爸，他說：「好啊，讀商業學校，出社會可以當會計，去考看看。」我是草屯第一位去讀台中商職的女性，如果出社會，要去郵局、銀行上班，我們學校學生是比女中好用，起碼記帳方面比較好。如果要考大學，就要她們那種學校，比較專精。女孩子考上商職，在草屯沒什麼好轟動的，倒是在學校比較引人注目。我那一屆商職開始招收女生，只有四十幾位，當然很稀罕。同一屆有五班，一班是女生，男生四班。學長很多，當然會注目少數女生。全校約二千名學生，有四十幾位班長，會被叫出來發號司令。我從初一到初三都是班長，我的成績很好，升高一不用考試，保送上去。忘記是初二還是初三的時候，還拿到獎學金六千塊，全校只有三位拿到，我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已經換成新台幣了，六千塊多大呀。省立學校學費很便宜，一學期才幾十塊吧！省立台中商業職業學校和台中一中很近，日本時代兩個學校都很有名，日本人也很愛去考商業學校。我讀初中沒有分科，會計、簿記、珠算，全部都要讀。珠算我常參加比賽得名。國文老師是北京師大畢業的，還沒出嫁的老老師，發音非常準，我的國語基礎比較好，就是因為老師很好，演講比賽都找我去。戰後我們都不會講國語，只會說台語和日語。在家裡都說台語，跟我おやじ都講日語。我母親不識字，我們都叫父親「歐多桑」，叫母親「歐卡桑」。我書讀得很好，對我而言，讀起來很輕鬆，不會很困難。像我不喜歡化學、物理，卻都可以考得很好，背書能力很強，加上不想輸人家，每一學期成績排行榜都會登出來，一直都是第一名，在學校很受到注目。那時候每天從草屯搭火車到台中要一個多鐘頭，坐以前載甘蔗的「五分仔車」，沿途停靠十幾站，一個多鐘頭的車程常常打瞌睡，站著時候比較多，在火車上天比較亮時，就趕緊把書拿出來背。「五分仔車」從南投起站，再兩、三站是草屯，再來是新莊、霧峰，還有十幾站才到台中火車站，然後再走二十幾分鐘到學校。去上課帶著飯包，也沒想到要帶水，到學校時已經很餓，先吃一半，另一半中午再吃。口渴時開水龍頭的水喝，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