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曼的《社會權力的來源》是探討權力在人類歷史上的四種來源：意識形態的、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旨在追溯這四種權力在整個歷史上的相互聯繫。本書（第三卷）對社會權力的歷史分析肇始於19世紀的全球諸帝國，闡釋持續到1945年為止的全球變遷史，討論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帝國三者之間相互關係的發展。

主要內容：西方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大分流”；歐洲和日本權力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自我毀滅；大蕭條；美國與蘇聯權力的崛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競爭；民主資本主義在改革後的成功。

譯者序/1
中文版序言/1
前言/1
第一章 導論/1
第二章 帝國瓜分的全球化：英帝國/22
第三章 進步時代的美利堅及其帝國(1890—1930)/79
第四章 亞洲帝國：衰落的龍與崛起的太陽/137
第五章 半個地球的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176
第六章 解釋第一階段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1917—1923)/228
第七章 半個地球的危機：解釋大蕭條/281
第八章 羅斯福新政：美國向左轉/327
第九章 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中的社會權利發展/378
第十章 法西斯主義(1918—1945)/424
第十一章 蘇聯社會主義(1918—1945)/469
第十二章 日本帝國主義(1930—1945)/500
第十三章 解釋中國革命/535
第十四章 帝國間最後的戰爭(1939—1945)/567
第十五章 結論/612
參考文獻/626

《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三、第四卷將我對有關人類社會權力關係的歷史考察帶向終點。第二卷的時間跨度從1760年到1914年，內容具有很強的歐洲和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那一時期的各種帝國。我因此從第三卷開始關注現代帝國，並且不得不在開頭部分回溯很長一段時間，詳細討論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帝國。然後，第三卷所敘述的故事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末，以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在中國內戰中的勝利作為結束。為寫作第三、四卷，我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但遠未達到全面和徹底的程度，因為有關現代時期的相關資料已達到極其豐富的程度。如果我的敘述引用了什麼錯誤的史料，或者借鑒了不可靠的歷史學家的觀點，或採納了一個可能具有高度有爭議的觀點，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現這些問題的是有關東亞的章節，因為我無法閱讀中文和日文的文獻。

但我的敘述不僅僅是經驗性質的，毋寧說是依據社會學理論構建起來的，這些理論模型從我調查的大量經驗資料中提煉而來。我的原創性或許主要來自於理論而不是詳細的歷史分析。與前面兩卷一樣，我的敘述結構主要依賴於四種相互作用的權力來源，其中每一種來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網路。這四種來源表現為意識形態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那些能夠行使強制性意識形態、控制經濟生產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國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會權力。很多人認為我的工作是“馬克斯·韋伯式的”，因為韋伯有時也使用一種三重分層模型，即階級、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一標籤有些道理，並且對我而言也是很大的榮譽，但我與韋伯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將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分離開來。我不贊同韋伯的是，包括現代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並沒有壟斷軍事權力。封建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許多依賴於其他大國提供保護的現代國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那些國家的軍事權力也沒有有效地滲透在自己的領土上。更為晚近的例子是當代“軟地緣政治”的發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軍事權力比其在世界經濟和環境等“軟”問題上行使的權力要少得多。中國從某種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組織化的致命武力(軍事權力)不同於國家的機構和法律(政治權力)。……

儘管所有四種來源常常互相絞合在一起，但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邏輯，所以彼此之間最終是一種“正交”(onthogonal)的關係，即它們之間彼此獨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約為另一方。因此，我儘管在第三、四卷始終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我對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始終持批判的態度，不論這種觀點是來自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古典經濟學。同樣，我儘管承認意識形態在這些時期的重要性，我堅持拒絕唯心主義，這種思維方式在當前社會科學和史學的所謂“文化轉向”中非常普遍。在軍事權力方面，我糾正學術界常常忽視這一方面獨立性的相反趨勢，直到最近20多年，戰爭和武裝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視。我認為，晚近對於軍事權力不斷增長的興趣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此對我的影響。對於政治權力，我強調民族國家將治下公民置於其中的不斷強化的“牢籠”觀點。我在這兩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種來源所構成的權力網路在現代時期非常重要，有時甚至處於支配地位。但我同時也強調，重大社會制度是由這四種權力來源所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這一分析模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主要權力制度的發展。

這不是一種能夠對人類社會進行簡潔、普遍解釋的“硬”理論，因為人類社會本身並非簡單明瞭，毋寧說它們極為淩亂，但我的確希望提出一種通常所謂的“中層”理論。當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這一點，那就必須閱讀這兩卷，你會在其中發現帝國主義興起的理論、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包括大蕭條的災難)的理論、福利國家興起的理論、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蘇聯的理論以及20世紀恐怖戰爭的理論。

在這兩卷中，我通常聚焦於我所說的“權力的前鋒”，即關注每一時期權力最大的那些國家和地區，以及其起源對於後來如何成為強國極為重要的那些國家和地區。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第二卷集中關注歐洲和美國，而對衰落中的中國只是簡單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則很大的不同，它對亞洲進行了實質性關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隨後導致其崩潰的戰爭，討論了兩個處於衰落中的國家——受盡淩辱的中國和淪為殖民地的印度，這兩個國家後來都成為了強國。就中國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潰和共和國的不完全復興進程，這一進程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進攻所突然中斷。對於日本，我試圖揭示自由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激烈爭論，以及曾經宣導過的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主張。我想強調的是，日本發展成為高度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對於中國，我主要聚焦於民國時期民族主義者、地方軍閥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在第三卷的前面章節，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作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這裡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作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包括東亞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關革命的討論在第四卷“一種關於革命的理論”一章中將達到高潮。當然，我在第四卷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

我很高興我的許多著作能被翻譯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國的演講，並且意識到中國社會科學正在走向繁榮。作為西方人，我滿懷希望地期待中國為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實質性貢獻，也希望本書可以為這一過程提供綿薄之力。

邁克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