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近代糖業史，看資本主義脈絡下的兩面刃

　　砂糖自15世紀以降的「地理大發現」時代起，即成為世界商品，深刻地影響世界各地近現代史的形成並塑造成今日世界的樣貌。臺灣也因為砂糖而初登世界史的舞台，其重要性直至1960年代歷久不衰。二戰結束前日本的近代製糖業以臺灣為生產基地，亦不脫此歷史脈絡。

　　本書就日治初期臺灣近代製糖業成立過程，以「充分條件」論述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起臺灣製糖業的發軔，至1860年代臺灣開港所出現的發展，再以「必要條件」說明日本幕末開港所引致的砂糖進口貿易赤字，在如何的歷史情境下，轉變成促成甲午戰後臺灣近代製糖業的發展。

　　日治初期在臺灣所成立的機械製糖業，雖然擁有相應的資本及生產技術，但在原料方面，卻難以駕馭二百餘年來在臺灣落地生根並成長的小農經濟。製糖會社雖依存於臺灣總督府糖業政策，而在原料的取得上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但這些政策也成為製糖會社的發展瓶頸，使日治時期的臺灣製糖業始終無法獨立於國家權力運作之外……
 

作者簡介

黃紹恆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系教授。新竹縣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東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及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施政權限、經濟學與史料》（遠流，2010），《臺灣社會經濟史》（與陳鴻圖、林蘭芳合著，國立空中大學，2012）；〈日治初期三井物產在臺商業買賣之展開〉（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譯有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2版]》（五南，2009）等書。
 

緒論

第一部    臺灣近代製糖業成立的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第1 章 臺灣種蔗製糖的開始
第2 章 清代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製糖業
第3 章 近代日本的砂糖問題

第二部    臺灣近代製糖業成立的過程
第1 章 日本的臺灣領有與糖業政策的發生
第2 章 臺灣總督府糖業政策的形成
第3 章 甲午戰後日本傳統製糖業的衰退與變化

第三部    臺灣近代製糖業成立的資本來源
第1 章 臺灣人資本：日俄戰爭結束前的改良糖廍
第2 章 在臺日資：日治初期在臺日本人資本之生成
第3 章 日本國內糖業資本：日俄戰後臺灣近代製糖會社的興起

第四部    臺灣近代製糖業的成立及問題點
第1 章 十九世紀的砂糖世界市場與日本
第2 章 日糖事件的意義及影響
第3 章 臺灣近代製糖業的問題點

結論
引用書目

 

緒論

　　1 臺灣在世界史舞台的出現

　　在有文字記載以前，學者認為臺灣是不同民族遷徙的十字路口，更是分布遼闊的南島語族發源地（註1）。長久以來，臺灣由於不屬於以「中原文化」為主所建立的中華帝國一部分，因而以漢文書寫的早期臺灣，僅有隻字片語，模糊籠統（註2）。遲至以歐洲人為始所建構的資本主義世界史，臺灣始正式出現於世界史的舞台。換言之，係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開始形成的背景下，臺灣才得以浮現出來，而此體系的歷史至今，充其量亦不過五百年（註3）。

　　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可說因西方對東方的想像與憧憬而開啟。西方人為了追求東方的物產，自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及新航路開拓，不僅擴大歐洲商業資本的活動領域，亦逐漸構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早來到東亞的葡萄牙人（註4）與隨後的西班牙人，除了將歐洲的經濟重心，從義大利、地中海移轉到大西洋，也將東亞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建構的漩渦中。臺灣，就在人類歷史如此劇變的過程中，登台亮相。

　　不過，在葡、西勢力進入之前，從中國、朝鮮、日本等東北亞地區，經琉球到越南、暹羅、爪哇及馬來亞等東南亞海域各島嶼，這片由海洋所連結的廣大區域，人與物已有長期且頻繁的往來（註5）。葡萄牙等歐洲商人的到來，則使這種往來關係更形擴大，且趨於複雜。

　　臺灣原本就不在中國船舶出海互市的傳統航線上，之所以受到中國、日本、歐洲商人的重視，主要源自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所致。臺灣以地理位置適中，成為各國商人交易的轉運站或走私地點。

　　荷蘭於1601（萬曆29）年起，要求明政府准予通商，卻屢遭拒絕。1609年，在日本的平戶（今長崎市內）設立商館後，由於日本對中國商品的殷切需求，使得荷蘭更加感到與中國通商的迫切性。1613 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平戶的商館館長Hendrick Brouwer 向東印度總督Pieter Both 建議占領臺灣，以作為中日貿易的轉接基地（註6）。1622 年6 月下旬，荷蘭攻擊澳門失利，同年7 月占據澎湖，1624 年8 月，在中國水師的驅趕下，自行毀棄在澎湖所建的堡壘，遷往臺灣。臺灣被荷蘭殖民，正式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註7）。

　　在被荷蘭東印度公司占據之前，臺灣除原住民族外，已有少數漢人活動其間，然而以農業為基礎的漢人社會，則必須等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統治時期才開始形塑。

　　以臺灣為貿易據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事由日本到歐洲的遠距離貿易，運用歐洲及日本的白銀購買中國產的生絲、綢緞及砂糖等物，然後在臺灣分銷到日本、波斯及歐洲。其中未必全是出自臺灣的生產物，不過此時由臺灣出口的砂糖，已經成為重要的交易商品。

　　砂糖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初生階段，即已成為將地球各地人群、文化乃至自然環境糾結在一起的世界商品，影響層面遠超過胡椒、丁香、荳蔻之類的香料商品。對臺灣而言，砂糖不僅促成臺灣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也是長期左右臺灣歷史演變的世界商品。來自島外的需求，導引島內（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人群遷徙與本土社會的形成，亦改變島的自然生態與地理景觀，最後交織成近四百年的臺灣歷史圖像。

　　荷蘭的臺灣殖民並非農業移民，當時派遣到臺灣的官吏、商人、宣教師及兵士，主要是執行公司的命令從事商業交易。即便如此，荷蘭人對臺灣還是作了若干程度的農業經營。稻米受到重視，主要因為殖民者的糧食問題；甘蔗是荷蘭人發現臺灣南部適合種蔗製糖，可成為對日交易的商品（註8）。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人口壓力沉重的華南地區。

　　臺灣以米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結構，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時期開始，歷經了鄭氏、清代、日治時代，一直延續到戰後1950 年代工業化的開始為止。砂糖乃至於製糖業，在近四百年的臺灣歷史是最重要的產業。今日，在臺灣可能已被視為或自詡為資訊半導體產業的「科技島」之前，「砂糖之島」是臺灣最鮮明，也是延續最長的歷史形象。臺灣的砂糖，雖然是以荷蘭對日貿易次要商品的地位出現，卻也開啟鄭氏、清代、日治時代乃至戰後綿延不斷的臺灣製糖業歷史。從製糖業的發展與變遷，可看出各時代的統治者治理臺灣的態度與重心。同時，相繼而來的外來統治者在接手統治臺灣之後，幾無例外地建立製糖業在臺灣經濟以及對其統治重要性的認識，並且力圖充分運用。

　　砂糖也是臺灣與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連結的關鍵。屬於全球性商品的砂糖將臺灣緊密地勾連在仍處於構築過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並為臺灣招引殖民者資本及技術的投入，對臺灣本土社會的形成、發展與變遷帶來諸多結構性的影響。

　　近四百年來，臺灣以砂糖為媒介，不僅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可欠缺的一部分，同時也使臺灣以殖民地的角色進入歷史時代，在此後長期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逐漸積累戰後得以成為獨立國民經濟體的歷史條件。只是這樣歷史條件的形塑，固然有臺灣本身內在的自律性發展，卻也經常受到外在他律性的干涉與強制，因而在結構上，呈現出今日複雜而多重的樣貌。

　　基於上述的背景理解，砂糖乃至於製糖業對臺灣歷史的重要性，可為解析臺灣歷史如此複雜，且多重結構的最佳切入點，而此認知亦是本書論述日治初期臺灣近代製糖業最根本的問題意識。

　　2 西力東漸下的東亞內在變化

　　臺灣的砂糖製造，雖可溯及十七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時代，但是作為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製糖業，則應該從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的時間點開始，本書在論述時間斷限的選擇，亦以此時間點為始。

　　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起因於中日兩國的甲午戰爭，戰爭的導火線卻在朝鮮半島。甲午戰爭對包括臺灣在內的東亞各國的歷史意義，在各國史學界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究積累，本書無意就此方面作相關的整理與論說，僅就反映西力東漸，東亞內部政經結構最初變化的這場戰爭，鋪陳管窺之見，說明日治初期（1895—1911）臺灣近代製糖業之成立過程，所採行的分析視角（註9）。

　　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進入為東亞近代史展開的重要關鍵，在過去眾多的研究論述中，有相當長的時間被視為促成此演變的主要力量。亦即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挾強大的軍事力量，首先強迫東亞各國門戶開放，接著以優越的工業生產力與「自由貿易」的政經手段，將區域內的國家、民族變成附屬其下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最後整編成以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為核心的近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一部分。因而東亞各國近代化的程度，也經常從接受歐美列強政經文化等影響（＝西化）深淺的角度來理解。

　　然而，就問題意識而言，過度強調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很容易忽略或過小評價東亞各國及民族的應對，以及東亞內部以此政治經濟侵略為客觀條件，所形成新的政治經濟構造等諸多重要的課題。不過近二十餘年來，東亞各國學術研究對此研究視點已然有所批判，轉而強調東亞區域應採「具備有機關連的歷史主體方法論」（註10）。傳統「重歐輕亞」觀點的結果，使得本區域的近代史的歷史圖像，不免切割成歐美資本主義列強（再加上日後的日本資本主義）的殖民史，是這類觀點內含的最大問題點。

　　2-1 東亞地區對歐美列強政經入侵的對應

　　在日本學術界對幕府末期開港後的「外國人居留地」貿易諸多研究中，石井寬治所提出的「賣込問屋支配體制」論，值得留意。

　　石井指出歐美列強商人雖藉由不平等條約獲得「政治上的優勢」，以與日本商人進行交易，然而在實際的過程中，若未能得到日本在地出口批發商（「賣込問屋」）的協助，結果還是無法順利進行商業活動。這些日本商人不僅防堵歐美列強經濟勢力向日本內地的滲透，也對國內的工業進行投資，因而由商業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換言之，在近代日本經濟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這些商人扮演著經濟民族主義性的角色，也成為近代日本工業發展的重要資本提供者，石井稱為「商人的對應」（註11）。不過這種「商人的對應」並非日本特有的現象，比日本更早門戶開放的中國已有類似的情形。1980 年以降，中國經濟史學界對「商人的對應」的論述，已見到新的展開，此點可從對「買辦」的重新定位，見其一端。

　　1960 年，相對汪敬虞在〈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華商附股〉（《歷史研究》，1965 年）就買辦對中國近代企業活動的參與未給予積極的評價，僅強調對外國買主的依附情形（註12）。1980 年代，丁日初在〈對外經濟交往與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關係〉（1987 年），以「外國人對中國的進出口是否有助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為新的問題，對近代中國買辦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給予較積極的評價。丁所指「徹底的反動性格」或「與全國人民敵對立場」，即對買辦「泛政治性」的見解投以疑問，轉而強調買辦經常兼有普通商人的事實（註13）。丁認為買辦實為近代中國最早出現的「新型商人」，買辦的資本為中國民族資本的先驅（註14）。

　　杜恂誠進一步發展丁的看法，並將考察時間上溯至1840 年代中國的門戶開放，指出歐美的商業資本在此時間點，已非依賴中國的「新型商業」便無法推動業務的情形，這些對歐美商業資本提供協力的中國「新型商業」，亦因此獲得飛躍性的發展（註15）。至於中國民族資本對歐美商業資本的依賴性格，即所謂「買辦性格」，杜主張這不過是與世界市場接觸的「歷史必然性」而已（註16）。上述以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為中心對近代中國買辦的再評價，論述的核心在於對買辦作為普通的商人所具經濟「民族主義」性格的重視。（全文未完）


　　註1 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增訂新版）》（臺北：前衛，2011 年），頁7。

　　註2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頁1-12 及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年，頁37-112）。

　　註3 關於此概念之內涵，可參照Immanuel Wallerstein 華勒斯坦著、郭方等譯《近代世界體系》3 卷（苗栗：桂冠圖書，1998 年）。

　　註4 葡萄牙人的海上強權大約維持一百餘年，然而所開啟歷史學家稱為以「機動的海權」為基礎的歐洲擴張與殖民模式，為日後的荷蘭、英國所繼承（R.Crowley 克勞利著、陸大鵬譯《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臺北：馬可孛羅，2017 年，頁397）。

　　註5 此點可參考羽田正編、張雅婷譯《從海洋看歷史》（臺北：廣場，2017 年），有相當具體詳盡的論述。

　　註6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占據時期的臺灣〉（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頁28）。

　　註7 明政府視澎湖為中國領土，荷蘭人的占據及築城，被福建當局認定侵犯中國領土，遂要求荷蘭人拆除城堡，撤離澎湖。荷蘭人最後經平戶海商李旦的居中斡旋，才轉往大員（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 年，頁224-225）。

　　註8 〈荷據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頁61-62）。

　　註9 有關此後二十世紀以降，日本帝國主義與砂糖、製糖業的關聯，晚近有平井健介《砂糖の帝國：日本植民地とアジア市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 年）之研究成果。

　　註10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年）頁2。

　　註11 「賣込問屋支配體制」，可參考石井寬治著、黃紹恆譯《日本經濟史》（臺北：五南，2008 年）頁113-120。傳統的見解是歐美外商挾不平等條約在法律或制度的保護，以資金的優勢掌控日本對外貿易並取得安定的利益。但是實際上，1860 年代後半，橫濱的洋行破產率高達60%，1860 至1870 年代由於商品交易所獲利益減少，洋行除以共同記帳方式分散風險外，並將商務重心置換到海運、保險等業種。整體而言，外商雖享有協定關稅的保護，但是「居留地」等非關稅障礙，大幅削減此項優勢（杉山伸也、ジャネット．ハンター編著《日英交流史4 經濟1600—200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年，頁11-12）。

　　註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目錄提要1949.10—1985》（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年）頁28-29。

　　註13 詳細可參照聶寶璋《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不過，就買辦與商人之關聯，美國學者Yen-Ping Hao 於1970 年代即已有所指陳。

　　註1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1-34。

　　註15 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頁7-8。

　　註16 杜的論據是「上海民族機器工業的發生，就是從屬於外國在華船舶和其他設備修理的需要，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礦業，除了所生產的煤主要由本國消費外，其餘包括鐵礦和各種稀有礦產，大部分都是對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中國的民族輪運業所運輸的大宗貨品是進出口商品，它實際上是作為外國在華運輸業的補充而出現的，它的功能和外國在華輪運業的功能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頁13）。由此「歷史必然性」可知所謂的「買辦性格」，主要原因是近代中國的民族資本係受「外因性條件」（來自國外的需求）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