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既然黑天鵝事件無法避免，那就想辦法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黑天鵝效應》作者最新鉅作
　　每一件事情都會從波動得到利益或承受損失。　　脆弱是指因為波動和不確定而承受損失。　　反脆弱則是讓自己避免這些損失，甚至因此獲利。
　　尼采名言：「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就像人的骨頭承受壓力和緊張會變得更加堅強，謠言或暴亂會在有人試圖鎮壓它們時變本加厲，生命中的許多事物也會受益於壓力、混亂、波動和動盪。《黑天鵝效應》作者塔雷伯找到所謂「反脆弱」的那類事物，不只受益於混沌，我們也需要適時出現的壓力與危機，才能維持生存與繁榮。
　　《黑天鵝效應》告訴我們，非常不可能發生和無法預測的事件，存在於世界上幾乎每一種事物之中。《反脆弱》一書更力陳不確定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必要，並且建議我們以反脆弱的方式建立各種事物。反脆弱超越堅韌或強固：堅韌至多只能夠抵抗震撼和維持原狀；反脆弱則會變得愈來愈好。此外，反脆弱可以免於預測誤差，並且受到保護，不受不利事件的影響。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其實沒有政府？為什麼債務對你不好，以及為什麼我們一般說的「效率」根本缺乏效率？ 為什麼政府的反應和社會政策保護強者，卻傷害弱者？為什麼你甚至在還沒就職之前，就應該寫好辭職信？鐵達尼號的沉沒為何拯救了更多生命？這本書大談試誤法、人生的大小決定、政治、都市計畫、戰爭、個人理財、經濟體系和醫療系統……風格獨樹一幟。《反脆弱》是生活在不確定世界中的藍圖，也是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時的終極自保守則。
作者簡介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
　　致力研究不確定性、機率和知識的問題。擁有華頓學院（Wharton School）的企管碩士及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的博士學位。他在商場中打滾和當計量交易員約二十年，之後在二ＯＯ六年成為全職哲學隨筆作家和學術研究工作者。著有《隨機的致富陷阱》（Fooled by Randomness）和《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後者盤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各大暢銷書榜多年，儼然已成為文化業、社交圈、知識界的一個試金石。《黑天鵝語錄》（The Bed of Procrustes）則是作者的機智警語錄，道出了最精準的預言。《反脆弱》（The Antifragile）更是黑天鵝世界中極具革命性力量的終極自保手冊（以上各書繁體中文版均由大塊文化出版）。塔雷伯無疑已是世上最炙手可熱的思想家。雖然大部分時間遺世獨居，埋首書堆，或者像漫遊者那樣沉思於咖啡館，卻是紐約大學工學院的風險工程傑出教授。他的研究主題是「不透明之下的決策」──也就是畫一張地圖和寫一張計畫書，說明我們應該如何活在無法全盤了解的世界中。
譯者簡介
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候選人。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所著《Google：Google成功的七堂課》獲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九十四年度金書獎。另著有《第二波網路創業家：Google, eBay, Yahoo劃時代的繁榮盛世》。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二ＯＯ二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特約譯者。

章節摘要與地圖
前言
第一冊 反脆弱：導讀
1達摩克里斯與海德拉之間2每個地方都有過度補償和過度反應3貓與洗衣機4害死我的，使別人更強大
第二冊 現代化與否定反脆弱性
5露天市場與辦公大樓6告訴他們我愛（若干）隨機性7天真的干預8預測是現代化的產物
第三冊 非預測的世界觀
9胖子東尼和脆弱推手10塞內加的上檔利益和下檔損失11不要和搖滾明星結婚
第四冊 可選擇性、技術與反脆弱的智慧
12泰勒斯的甜葡萄13教鳥如何飛14當兩件事不是「同一回事」15輸家寫的歷史16混亂中的秩序17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辯論
第五冊 非線性與非線性
18 一塊大石頭和一千顆小石子的不同19點金石與反點金石
第六冊 否定法
20時間與脆弱性21醫療、凸性和不透明22 活得久，但不是太久
第七冊：脆弱性與反脆弱性的倫理
23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與犧牲他人的可選擇性24 配適倫理到一種專業上25 結語
後記：從復活到復活
詞彙表
附錄一附錄二附註、追記和延伸閱讀
致謝參考書目

前言
　　一、要怎麼愛風
　　風吹滅蠟燭，卻助長火勢。
　　隨機、不確定、混沌也是一樣：你會想利用它們，而不是躲得遠遠的。你會想當火，期待風的來臨。這總結了本書作者面對隨機和不確定，不想當風中殘燭的態度。
　　遇到不確定，我們不會只想存活下來就好。除了活過不確定，我們還想—像一些積極的羅馬斯多噶學派階級那樣—最後由我們說了算數。我們的使命是如何馴服，甚至主導或征服看不見、不透明和難以解釋的事物。
　　要怎麼做？
　　二、反脆弱
　　有些東西會從震撼得到好處；當暴露在波動、隨機、混亂和充滿壓力因子的環境中，它們反而茁壯成長，而且喜歡冒險和不確定。但是這種現象儘管到處都有，脆弱（fragile）一詞卻找不到剛好相反的詞。且讓我們稱之為反脆弱（antifragile）。
　　反脆弱不只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而已。堅韌可以抗拒震撼，保持原狀；反脆弱表現得更好。任何與時俱變的東西，例如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體系、技術創新、文化與經濟成就、企業生存、美食食譜（例如雞湯，或者加一滴干邑白蘭地〔Cognac〕的韃靼牛排）、都市的崛起、法律體系、赤道雨林、細菌的抗藥性……等，都具有這個特質。連我們作為地球一種物種的存在也是一樣。反脆弱性決定了活著的有機物（或者深奧的體系，例如人的身體）和呈現惰性的東西（例如桌上的訂書機等物體），兩者之間的差別。
　　反脆弱喜歡隨機和不確定，而這也表示—十分重要—它喜愛某一類的誤差。反脆弱性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允許我們去處理未知，可以不必了解它們便放手去做—而且做得很好。且讓我講得更白些：由於反脆弱這個特性，大致來說，我們比較長於做事，拙於思考。任何時候，我寧可愚蠢而反脆弱，也不想極為聰明卻脆弱。
　　我們很容易看到身邊的事物喜歡某種程度的壓力和波動：例如經濟體系、你的身體、你的營養（糖尿病和阿茲海默症，似乎主要來自飲食缺乏隨機性，以及缺乏偶爾挨餓的壓力因子）、你的心靈。甚至有一些金融契約具有反脆弱性：有人將它們設計成能從市場的波動中獲利。反脆弱讓我們更了解脆弱。正如我們沒有減少疾病就無法改善健康，或者不曾減少虧損便 無法增進財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落在一條頻譜上，只是程度有別。
　　非預測性
　　理解反脆弱性的機制，我們可以建立起系統性且寬廣的指導方針，在商業、政治、醫療和一般生活中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的決定—在未知占優勢的任何地方，在充滿隨機、無法預測、不透明，或我們對事物的了解不完整的任何情況中，都能做出決定。
　　研判某樣東西是否脆弱，遠比預測發生某件事可能傷害它要容易。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風險則無法衡量（除了賭場，或者有些人自稱是「風險專家」）。我所說的「黑天鵝」問題—我們不可能計算重大稀有事件的風險，並且預測它們是否發生。有些東西受波動傷害到底有多敏感，很容易處理，比預測會造成傷害的事件是否發生好著手。所以我們建議顛覆現在的預測、預言和風險管理方法。
　　我們建議在每個應用的領域或地區，根據一些準則，透過減少脆弱性或者善用反脆弱性，以脫離脆弱，邁向反脆弱。運用簡單的不對稱性測試，十之八九總能察覺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任何事物只要從隨機事件（或者若干震撼）得到的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的下檔損失（downside），就是反脆弱；反之則為脆弱。
　　剝奪反脆弱性
　　有件事十分重要：如果反脆弱是存活下來的所有自然（和深奧）系統的特質，那麼剝奪這些系統的波動、隨機和壓力因子，反而會傷害它們。它們會衰弱、死亡或爆炸。我們已經因為壓抑隨機性和波動性，而使經濟、我們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以及幾乎每一樣東西都變得脆弱。　　只要躺在床上一個月（最好還有一字未刪的《戰爭與和平》，以及總共八十六集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影集可看），就會導致肌肉萎縮，深奧系統（complex systems）也會因為少了壓力因子而衰弱，甚至死亡。現代化、結構化的世界已有不少地方，因為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古怪的新發明（本書稱之為蘇聯—哈佛妄想〔Soviet-Harvard delusions〕）做出這樣的事，也就是攻擊系統的反脆弱性，而傷害我們。
　　這是現代化的悲劇，正如神經過敏、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愛之卻適足以害之；想要幫助我們的人，往往傷害我們最深。
　　如果由上而下的幾乎每一樣東西，都使我們變得脆弱，並且阻礙反脆弱性和成長，那麼由下而上的每一樣東西，在數量正確的壓力和混亂之下，都會欣欣向榮。發現（或者創新、技術進步）的過程本身，有賴於能夠增進反脆弱性的修補和積極承擔風險，而不是靠正式的教育。
　　犧牲別人以取得上檔利益
　　於是這把我們帶到社會中最大的脆弱因素，也是危機的最大製造者，那就是缺乏「切身利害」。有人從波動、變動、混亂中獲取上檔利益（或利得），並使別人暴露在發生損失或受到它們傷害的下檔風險之中，靠犧牲別人而變得反脆弱。以別人的脆弱為代價而取得的這種反脆弱性是隱形的—由於蘇聯—哈佛知識圈看不到反脆弱性，所以這種不對稱性很少被人發現，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去教它。此外，我們發現，在二○○八年起的金融危機期間，由於現代機制和政治事務日趨複雜，讓別人承受風險而爆炸的這種做法很容易掩飾。以往只有承受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他們必須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承擔下檔損失。所謂英雄，是為別人承受下檔損失的那些人。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們見到反英雄這個新階級崛起：他們是官僚、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別人的名氣以自抬身價，參加達沃斯（Davos）會議的人；以及學者握有太多權力，卻不必承擔真正的下檔損失或責任。他們上下其手玩弄系統，卻由一般公民付出代價。 　　歷史上不曾見過那麼多不承受風險的人，也就是個人不暴露在危險之中，卻能發揮那麼大的控制力量。
　　我們應該遵守的首要倫理準則是：你不應該犧牲別人的脆弱，而取得反脆弱性。
　　三、「黑天鵝」的解藥
　　我想在自己不了解的世界中活得很愉快。
　　「黑天鵝」（Black Swans）是指後果很大、但無法預測和不規則的重大事件—指特定觀察者無法預測的事件，而這位無法預測的人如果因為發生這些事件而大吃一驚，並且受到傷害，通常稱之為「火雞」。我說過，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來自「黑天鵝」事件，卻花費心思微調對普通事件的了解，然後發展各種模型、理論或表述，卻不可能去追蹤它們，或者衡量這些震撼發生的可能性。
　　「黑天鵝」綁架了我們的大腦，讓我們以為「多多少少」或者「差不多」能夠預測它們，因為事後回顧，都能解釋它們。由於這種可預測的錯覺，所以我們不了解這些「天鵝」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生活遠比我們記憶中的迷宮還要錯綜複雜—我們的心靈忙著將歷史轉成平順和線性的東西，結果使得我們低估了隨機性。但當我們看到隨機事件，便心生畏懼而過度反應。由於這種畏懼和渴望秩序，人類建立的一些系統破壞了事物的無形或者沒有那麼有形的邏輯，結果很容易暴露在「黑天鵝」的傷害之中，而且幾乎不曾從它們得到任何利益。你找的是秩序，卻得到假秩序；擁抱隨機，才能得到某種秩序和情況。
　　深奧系統充滿著相互依存卻很難察覺的要素，以及非線性反應。非線性的意思是說，當你把藥物的劑量增為兩倍，或者將工廠的員工人數增為兩倍，效果不會是原來的兩倍，而是多很多或者少很多。在費城待上兩個星期，愉快不會是只待一個星期的兩倍—我試過。把反應畫成圖，它不會是一條直線（這也就是「線性」的意思），而是一條曲線。在這種環境中，人會誤用簡單的因果相關；只看單一部分，很難知道整體如何運作。
　　人造的深奧系統往往會引發如瀑布般傾瀉而下和一發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而降低或甚至消除可預測性，並且製造出超大事件。所以說，現代世界的技術知識可能不斷增加，但說來矛盾，事情的發展卻遠比從前難以預測。由於人造系統增加、脫離祖先和自然的模型，以及由於每一樣東西的設計十分複雜，而失去強固性，種種理由使得「黑天鵝」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此外，我們成了一種新疾病的受害者。本書將這種病稱作嗜新狂（neomania）。由於這種病，我們建立起容易受「黑天鵝」傷害的系統—卻稱之為「進步」。
　　「黑天鵝」問題一個惱人的層面—實際上是大致為人忽視的中心要點—在於稀有事件發生的機率根本無法計算。我們對百年洪災的了解，遠低於五年洪災—發生機率很小的時候，模型誤差會大增。事件愈少見，愈難處理，我們愈不知道發生頻率為何—可是，事件愈少見，參與預測、建模和在會議上使用PowerPoint投影片，並在各種顏色的背景寫上方程式的「科學家」愈有信心 。
　　大自然由於它的反脆弱性，所以是擅長處理稀有事件的最佳專家，也是「黑天鵝」的最佳管理者。這件事對我們幫助很大；長達數十億年的歷史，它不必靠人才遴選委員會找來受過常春藤名校教育的主管，以指揮控制的方式管理，也能成功走到今天。反脆弱性不只是「黑天鵝」的解藥；了解它也使我們在知性上比較不害怕，進而勇於接受這些事件在歷史、科技、知識，以及其他層面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強固不夠強固
　　大自然不只求「安全」。它更積極摧毀和取代、選擇和重組。談到隨機事件，「強固」肯定不夠好。長期而言，由於無情的時間，即使最不脆弱的東西，也會毀壞—可是地球可能已經存在四十億年之久，我們相信，單單強固，絕對不足以辦到：你需要完美的強固性，一道裂縫才不會演變到最後毀掉整個系統。由於完美的強固性難以獲得—我們需要一個機制，讓系統得以利用隨機事件、無法預測的震撼、壓力因子和波動性，不斷自我再生，而非受到它們的傷害。
　　長期而言，反脆弱可以受益於預測誤差。你只要跟著這個觀念走到結尾，從隨機性受益的許多東西應該就會主宰今天的世界—受到傷害的東西則應該會消失。呃，事後看來正是如此。我們有個錯覺，以為世界是按照規劃好的設計、大學所做的研究和官僚機構提撥的資金在運作，但有令人信服—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這是個錯覺。我把這種錯覺稱作教鳥怎麼飛。技術是承受風險的人以修補和試誤的形式，利用反脆弱性得到的結果，而書呆子所做的設計只有站到後台的份。工程師和修補者努力開發東西，但歷史是學者寫的；我們有必要修正歷史對成長、創新和許多這類事情所做的解讀。
　　談（某些）東西能否衡量
　　脆弱性相當容易衡量，風險卻一點都不容易衡量，尤其是和稀有事件有關的風險。
　　我說，我們能夠估計，甚至衡量（反）脆弱性，但不管我們多麼老練圓熟，都無法計算震撼與稀有事件的風險和機率。我們執行的風險管理，是研究一件事未來發生的可能性，而且只有若干經濟學家和其他精神錯亂的人，才會違背經驗，宣稱他們能夠「衡量」這些稀有事件未來發生的可能性。一些冤大頭不顧過去的經驗和以往這些說法成真的紀錄，便信之不疑。但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是一個物體、一張咖啡桌、一家公司、一個產業、一個國家和一個政治體系目前特質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察覺脆弱性，看到它，甚至在許多場合衡量它，或者至少衡量相對脆弱性，誤差很小，但比較風險（到目前為止）並不可靠。你無法相當可靠地說某個極少發生的事件或震撼，比另一個極少發生的事件或震撼更有可能發生（除非你喜歡自欺），但你可以以高出很多的信心表示，一旦某件事發生，某個物體或某個結構比其他的物體或結構更為脆弱。你可以輕而易舉表示，祖母面對氣溫急遽變化比你脆弱，軍事獨裁者面對政局變動比瑞士脆弱，銀行面對危機比其他部門脆弱，或者結構不良的現代建築面對地震比沙特爾大教堂（Cathedral of Chartres）脆弱。你甚至能夠預測何者會存在比較長的時間，而這是我們的中心命題。
　　我主張不討論風險（這需要預測且顯得軟弱），而是採用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不是在預測，而且和風險不一樣，有個有趣的字眼，能夠描述機能上正好相反的東西，那就是反脆弱性這個一點都不軟弱的概念。
　　要衡量反脆弱性，我們有個像點金石那樣的處方，利用簡潔和簡化的準則，就能從健康到社會的建構等各個領域確認它。
　　我們早就無意間在實際生活中利用反脆弱性，卻刻意排拒它，尤其是在知性生活中。
　　脆弱推手
　　我們的看法是，不要去干擾我們不了解的事物。呃，有些人偏偏愛反其道而行。脆弱推手（fragilista）就屬於這種人，通常在星期五西裝革履；他以冰冷嚴肅的臉孔聽你的笑話，而且因為老是坐辦公桌、搭乘飛機和看報紙，很早就有背痛的問題。他經常參與奇怪的儀式，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會議」。除了這些特質，他總是認為沒看到的東西不在那裡，或者他不了解的東西不存在。總而言之，他傾向於誤將未知當作不存在。
　　脆弱推手容易產生蘇聯—哈佛妄想，（用不科學的態度）高估科學知識的觸角。由於這種妄想，他成了所謂的天真理性主義者、合理化者，有時則只是理性主義者，意思是說，他相信他自然而然就理解各種事物背後的理由。另外，我們不要將合理化和理性混為一談—兩者幾乎完全相反。在物理學之外，通常在深奧的領域中，各種事物背後的理由傾向於不讓我們把它們看得那麼清楚，甚至讓脆弱推手看得更不清楚。不過，自然事物不在使用者手冊中自我宣傳的特質，並不構成很大的障礙：有些脆弱推手會聚在一起，以他們的「科學」定義，寫出使用者手冊。
　　因此，由於脆弱推手這種人，現代文化愈來愈看不到生活中那些神秘、難以理解的事物，或者尼采（Nietzsche）所說的酒神精神（Dionysian）。
　　我們可以將尼采的用詞改得比較欠缺詩意，但一樣充滿人生洞見的布魯克林白話，也就是本書人物胖子東尼（Fat Tony）說的「冤大頭遊戲」。
　　簡單的說，脆弱推手（醫學、經濟、社會計畫者）會促使你去參與政治和採取行動等所有的人造事務。做這些事情的利益雖小，但是看得到，可是副作用可能十分嚴重且無形。
　　醫療脆弱推手總是過度干預，否認人體自然的痊癒能力，開給你吃的藥可能有非常嚴重的副作用；政策脆弱推手（奉行干預主義的社會計畫者）誤將經濟當作洗衣機，認為需要由他不斷出手去攪和；精神脆弱推手用藥物治療孩子，以「改善」他們的知性和感性生活；足球媽媽脆弱推手（譯註：足球媽媽是指開車載孩子去踢足球並在一旁觀看的媽媽）；金融脆弱推手要大家使用「風險」模型，結果摧毀銀行體系（然後再度使用它們）；軍事脆弱推手干擾深奧系統；預測脆弱推手使你承受更多的風險；此外還有更多的脆弱推手。
　　事實上，政治論述缺乏一個概念。政治人物在演說、目標和承諾中，針對的是「堅韌」、「堅固」等懦弱的概念，不是反脆弱性，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令成長和進化的機制為之窒息。我們不是由於懦弱的堅韌概念而走到這裡。更糟的是，我們不是因為政策制定者而到達今天所在的位置—但我們需要鼓勵、保護和尊重那些偏愛風險與犯錯的人，並且致上謝意。
　　簡單卻更為複雜的地方
　　深奧系統並不需要複雜的系統、政府的管理和難懂的政策。這一點和許多人所想的恰好相反。愈簡單愈好。複雜會使出乎意料的後果，產生倍數連鎖反應。由於情況不透明，出手干預會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之後為後果中「始料未及」的部分道歉，然後再度出手干預，以矯正二階影響，結果反而爆發一連串「始料未及」的反應，而且每一次反應都比前一次更糟。
　　可是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很難採取簡單的做法，因為這違背某一種人的精神。他們設法把事情弄得複雜，如此才能合理化自己專業存在的理由。
　　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所以我將提出數量不多的一些手段、指示和禁令，說明如何在我們不了解的世界中生存，或者如何毫不畏懼的和我們顯然不了解的事物共同運作，以及更為原則性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應該以什麼方式和這些事物共同運作。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如何勇敢面對我們的無知，不以身而為人感到羞恥—而是作為積極和自豪的人。但這或許需要進行某些結構上的改變。
　　我建議用一張圖，修正我們的人造系統，讓簡單—和自然—自行發展。
　　但是簡單沒有那麼易於取得。史帝夫．賈伯斯（Steve Jobs）發現，「你必須設法讓自己的心思純淨，它才會簡單」。阿拉伯人有句話形容犀利的文章：不需要技巧便能了解，卻需要高超的手法才能寫成。
　　試探啟發法將經驗法則簡化，讓事情變得簡單，容易執行。但是它們的主要優點，在於使用者知道它們並不完美，只是權宜之計，因此比較不會被它們的力量所愚弄。當我們忘記這一點，它們才會變得危險。

22活得久，但不是太久週三和週五，加上東正教四旬齋—根據尼采和其他人的說法，如何永生—或者，仔細想過之後，如何不求活得更久預期壽命和凸性每當你質疑醫藥這塊領域的某些層面—或者無條件的技術「進步」—總是會聽到他們馬上詭辯，說「我們通常活得比以前的世代要長」。請注意，有些人甚至發表更蠢的論調，說回歸自然意味著回到「野蠻和壽命短暫」的日子，卻不了解這樣的說法，和吃新鮮、非罐頭食物，意味著拒絕文明、法治、人道主義完全相同。所以在這個預期壽命的爭論上，其實存有許多細微的差別。預期壽命增長（前提是不發生核子戰爭），是許多因素匯集之後造成的：公共衛生改善、盤尼西林發明、犯罪下降、執行救命的手術，當然還有一些醫療執業者在嚴重威脅生命的情況下運作。我們活得更長，是因為在致命（情況危急）的情況中獲得醫療利益—正如我們說過的，這些凸性病例中，醫療傷害很低。所以如果因此推論，我們活得更長，是因為醫藥，或者所有的醫療，使我們活得更長，那就犯下嚴重的錯誤。此外，為了探討「進步」造成的影響，我們當然需要從醫療的利得、文明病的成本（原始社會大致上沒有心血管疾病、癌症、齲齒、經濟理論、沙發音樂，以及其他的現代病痛）去進行演繹；肺癌治療的進步，需要考慮抽菸造成的影響，並且加以沖抵。我們可以從研究論文，估計醫療實務可能有助於我們的預期壽命增加幾年，但要再次指出，這受到疾病嚴重性的影響很大（在晚期—和可以治療的—病例中，癌症醫生當然有他們的正面貢獻，但是喜歡干預的私人醫生，顯然做出負面貢獻）。我們需要考慮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那就是在一定數目—很容易對照到底有多少—的病例中，醫療傷害（因此可說是醫藥）減低了人的預期壽命。我們從少數一些罷工的醫院得到若干資料。它們在罷工期間，只（針對最緊急的病例）執行少數的手術，並且延後執行非急需的手術。視你站在辯論雙方的哪一方而定，這些案例中的預期壽命不是增長，就是至少似乎沒有下降。此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等到恢復正常作業，許多非急需的手術後來都取消了—由此可見，有些醫生確實插手損害大自然的工作。被隨機性愚弄的另一個錯誤，是認為上個世紀之前，人在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三十歲，所以人只活三十年。其實歲數的分布相當扭曲，一大部分死亡發生在出生和兒童時期。有條件的預期壽命很高—從古代男性往往死於外傷就知道。彍或許法律的執行，對壽命延長的貢獻比醫生要大—所以預期壽命增長，主要和社會有關，而不是科學進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