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絕非自願
　　我第一次在好萊塢露天音樂會（Hollywood Bowl）上演出的是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曲子；兩年後的第二次，還是同一首曲子；又過了兩年的第三次，我仍然被告知要彈同一首柴可夫斯基。
　　「嗯，或許您記錯了，但我已經連續兩次在你們這兒演奏同一首曲子了。」我怯生生地對來通知我演出曲目的洛杉磯愛樂的傑伊．魯巴諾夫說。
　　「沒錯，」他板著臉，深鎖雙眉，對我吼叫，「不過你要一直彈這個曲子，直到你彈好為止。」
　　他們一定注意到我在那場演出的進步。隔年暑假，我發現我被安排彈奏普羅高菲夫了。
　　記得演出那天早上，我非常興奮地去排練。我的興奮之情不只是來自新的曲目，更是來自能在洛杉磯演出的成就感。那是我長達三個月巡演的最後一站，因為一些可笑的巧合，我從巴登巴登一路演出到博拉博拉島，還在博拉博拉島染上傷寒病毒卻不自知。但是，什麼事情都不能破壞我因為再次證明地球確實是圓的所得到的喜悅。我跟指揮安德烈．普列文（Andre Previn）打招呼，眉飛色舞地說：「我昨天還在帕皮提開車呢！」
　　安德烈兀自數著拍子，正在讀樂譜。他抬起了眼，慧黠地點頭後下了評語：「是喔，那你一路上一定都沒有遇到紅燈吧！」
　　如果當時在我跟前，正跪著一位尋求啟示的年輕鋼琴家，肯定會迫不及待提問：「老師啊，我完全聽到了您所說的，能否開示其中的含意？」在一番慎思之後，我猜我會回答：「好孩子，首先要記得，你絕對不可能完美，就算偶爾覺得還不錯，總還是會有人不滿意。俗話說，月有陰晴圓缺，最要緊的是，你做得好不好，自己難道不知道嗎？」
　　「那第二個寓意呢？這到底教了我什麼啊？」
　　「第二點，聽好囉，人家指揮才不關心你去了哪裡逍遙，你只要在該出現的時候準時出現就行了。」
　　或許正因如此，年輕鋼琴家沒幾個要來跪在我跟前，但從另一角度（或另一個膝蓋）看來，這樣的結果也好，就像我那位永遠泰然自若的經紀人哈利．比爾（Harry Beall）最喜歡說的：「即使上刀山，下油鍋，總得親自體驗才會深刻。」再說，現在的情況也大為不同了！
作者簡介
蓋瑞．葛拉夫曼 Gary Graffman
　　1928年出生，是當今碩果僅存的20世紀鋼琴大師，他在音樂教育方面的貢獻，更是影響深遠。
　　葛拉夫曼是音樂神童，3歲學鋼琴，7歲就破格進入寇蒂斯音樂院，第一次登台就與奧曼第（Eugene Ormandy）合作，也曾拜塞金（Rudolf Serkin）、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為師。總之，葛拉夫曼所接觸的音樂大師都是今天古典音樂名人堂中的不朽名字。
　　葛拉夫曼最為一般人所知的是1979年他在大導演伍迪艾倫的電影《曼哈頓》幕後獻聲，彈奏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此時，葛拉夫曼已經因扭傷右手無名指而逐漸影響其演奏，最後迫使他不再使用右手。
　　葛拉夫曼在演奏事業受此打擊之後，一方面仍然登台，彈奏左手曲目（也有多位作曲家譜寫只用左手的曲目，題獻給他）；二方面，他把心力轉而投注在寫作、攝影、東方藝術以及音樂教育之上。葛拉夫曼從1986年接掌寇蒂斯音樂院，到2006年卸下院長職務，至今仍在該校任教。在這二十多年間，葛拉夫曼調教出許多傑出的鋼琴家，包括炙手可熱的郎朗、王羽佳、張昊辰、莉迪亞．阿蒂米烏（Lydia Artymiw）等。

序
「福氣老人」的奇妙人生∕焦元溥
　　「你一定要訪問蓋瑞！」
　　二○○五年十月，我在香港訪問阿胥肯納吉（Vladimir Ashkenazy）。一聽到我還沒連絡上葛拉夫曼，他居然比我還著急，當下就撥了電話，非得要我立刻排時間訪問這位鋼琴名家。「相信我，蓋瑞絕對會是你遇過最精采的人！」
　　可惜陰錯陽差，要到二○○九年八月，我才真正有機會測試阿胥肯納吉所言虛實；而葛拉夫曼，我只能說，我終於能夠了解阿胥肯納吉的熱心與讚嘆--蓋瑞，你實在太酷了！
　　要怎麼形容葛拉夫曼？「二十世紀美國音樂家代表人物」、「世界知名鋼琴巨擘」、「音樂教育家」、「中國藝術收藏專家」、「獨門伏特加釀造大師」(《紐約時報》曾專文報導)、「美食品賞行家」、「旅遊考古老手」……別懷疑，這些都是貨真價實的葛拉夫曼。如果覺得上述形容還不夠，您手上這本自傳，又足以讓他名列「幽默作家」。
　　只是對我而言，無論葛拉夫曼何其多才多藝，世人又如何用盡言語描繪，「福氣老人」，大概才是對蓋瑞最貼切的形容。
　　就結果而論，葛拉夫曼還真是一生好運。不但機會無數，更有說不完的奇遇妙事。不管局勢看來多艱險，情況何其不樂觀，葛拉夫曼總能化險為夷，甚至還能從中得到好處。他朋友就曾形容，就算葛拉夫曼跌進廁所，「馬桶也能開出花來！」
　　別說其他，光是葛拉夫曼在紐約的家，就是有福之人才能居住。那是超過一百二十五年的美麗老公寓，格局古雅，有錢也買不到的稀世珍寶。但更驚人的是葛拉夫曼的起居佈置--那簡直是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東方藝術分館，書畫雕塑、人像石刻，各朝各代的經典文物在他家客廳燦然齊備。在西方世界尚未開始欣賞中國藝術的一九五○年代，自幼著迷於此的葛拉夫曼卻藉旅行演奏之便，就已在歐美藝術市場辛勤蒐集，終成今日價值連城的經典收藏。付出國產車的價錢，買到的卻是賓士甚至勞斯萊斯，這等境遇又怎不讓人羨慕？
　　然而，雖然藏品五花八門，這些東方文物和歐式家具與美製鋼琴卻又相得益彰，彼此混搭不見絲毫扞格：這又是更高一層的學問了。豐富卻非奢華，大氣而不炫耀，葛拉夫曼家如其人，在絕佳品味中淡定流露深厚素養，又滿是樸實自然的溫暖深情，這絕非單純「幸運」所能形容。
　　是的，葛拉夫曼雖然好運，但他從來沒有浪費上天給他的祝福。除了福氣，更是修養，才能成就如此獨特非凡的藝術大師。
　　不說別的，光是這本自傳沒有記載，發生在葛拉夫曼自己身上的故事，就是面對人生變局最好的回應。
　　有天，葛拉夫曼練習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發現有個地方怎麼練都彈不好，手指到了那邊就不聽使喚，永遠彈錯音。葛拉夫曼自知有異，和朋友請教，大家卻笑說：「你以為只有你會彈錯音嗎？」
　　包括葛拉夫曼自己，沒有人料到，那兩隻手指是「肌張力不全症」。從手指到右手，神經傳導路線的改變，讓鋼琴家竟無法控制，最後只能放棄演奏。
　　一般人遇到如此狀況（好吧，這裡的「一般人」，是指每年演奏約一百場，世界最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人生由彩色變黑白，幾乎無法繼續正常生活。但葛拉夫曼卻不這樣想。當手指失去控制，他擔心的不是演奏事業，而是這是否只是致命惡疾的前兆。畢竟音樂界就有大提琴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這樣令人錯愕心碎的例子，任誰都不想經歷她所遭遇的一切。
　　這永遠樂觀、永遠看人生光明面的鋼琴家，知道症狀只在手指，不會蔓延到全身之後，也就再也不擔心：「我沒有放棄演奏，只是改彈左手而已。我過了二十多年每季演出一百場的生活，現在變成一年只有二十五場，也是樂得輕鬆。」
　　自繁忙演奏邀約空出的時間，葛拉夫曼可真活得開心無比。他始終沒有忘記鋼琴家的本分，仍然日日勤學苦練：勤學展現在他對左手樂曲的努力開發，不但演奏許多為人遺忘的重量巨作，如艱深異常的康果爾德（Erich Wolfgang Korngold）《左手鋼琴協奏曲》，更影響當代作曲家為他譜寫新作，進一步豐富左手曲目；苦練則表現在他始終卓越出群的演奏技巧，其音色之厚實溫潤且色彩繽紛，更是鋼琴界最迷人優雅的傳奇典範。
　　然而，一如所有偉大音樂家，葛拉夫曼的人生不會只有音樂。熱愛亞洲藝術的他，手傷後興致勃勃地到哥倫比亞大學修習相關碩士，還開始學中文，不但從此能深入了解他多年累積的豐富收藏，更讓自己成為品味學養俱足的文物鑑賞家。學識加上熱忱，演奏會少了，葛拉夫曼依然跑遍世界，跟著博物館團隊一起在世界各地考古。光聽他說如何在菲律賓挖掘遺址，或在大漠風沙中仰望敦煌傳奇，就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當他手傷消息傳出，母校寇蒂斯音樂學院更馬上邀他擔任鋼琴教授，速度之快連葛拉夫曼都感到訝異。「後來學校告訴我，他們就怕慢邀，怕我被茱利亞音樂院搶走！」好人緣的葛拉夫曼最後不只擔任鋼琴教授，更成為寇蒂斯音樂學院院長。這位善心過頭的老好人，永遠看學生優點，永遠說學生好話。不只他自己的學生，連所有寇蒂斯學生和校友，葛拉夫曼也是永遠稱讚鼓勵，真像老爺爺面對他心愛的大家庭。
　　但葛拉夫曼不只是動動嘴皮而已。他和夫人娜歐米--頭腦冰雪聰明、說話銳利幽默、文筆生動詼諧、廚藝高深莫測、繪畫莫測高深的神奇女性--可是真真實實為學生無私付出所有關愛照顧。有次我和葛拉夫曼一起欣賞王羽佳和費城交響的演奏，光是看著樂團出場，他就滿臉喜悅：「你知道嗎？費城交響樂手幾乎都是寇蒂斯校友，而樂團裡面，大概三分之二是我簽的畢業證書。」而若非親眼所見，也真的很難想像樂手在後台見到葛拉夫曼，是多麼開心地喊著「真高興見到您，葛拉夫曼先生！」，然後給福氣老人院長一個甜甜、大大的擁抱，好像他們從未離開學校。
　　即使沒有王羽佳技驚四座，讓全場聽眾起立致敬的普羅高菲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光看到如此溫馨感人的後台情景，就值得整場音樂會。
　　如此溫暖，其實也是葛拉夫曼一生寫照。雖然見多識廣，閱歷鮮有人及，在這本妙語如珠、熱情而滔滔不絕的自傳裡，葛拉夫曼永遠調侃自己，永遠不吝分享他的糗事，也永遠說別人的優點長處。透過他現身說法，我們看到以往鋼琴家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如何謙虛好學；指揮大師如何提攜後進、又如何疾言厲色；更有同輩鋼琴家之間，那既辯論又合作，互相扶持幫助，在演奏與藝術裡一起精益求精的心路歷程。若他不說，誰能想像在那缺乏好琴，史坦威公司得運送優良樂器供簽約鋼琴名家使用的時代，葛拉夫曼和佛萊雪（Leon Fleisher）等知心好友，大家竟會協調照應，讓彼此在重要演出場合都能彈到好琴？如果再對照佛萊雪最近出的自傳《我的九條命》（My Nine Lives：A Memoir of Many Careers in Music），對他們這群好友交情的描述，不能不感嘆，那充滿友誼與溫情，懂得學習、努力上進，卻也能品味生活、享受藝術的美好年代，已經離我們好遠好遠。
　　或許，這也正是葛拉夫曼這本自傳，所能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出生在紐約，成長在紐約，一輩子住在紐約的葛拉夫曼，的確滿是老紐約人的機智、見識與智慧。吸收了整個城市的絕代風華，溫柔敦厚的個性卻使他成為去除尖酸的伍迪艾倫--或者更如他自己精心釀造，以胡椒、生薑入味卻甘甜爽喉的伏特加，在演奏、教學、藝術中越陳越香，散發無與倫比的芬芳。
　　即使永遠學不到他的優雅品味與深厚修養，打開書頁，至少我們能從文字中見證傳奇大師的人生，一同品嘗「福氣老人」的醉人魅力。
譯者序
陳泠竹
　　曾在紐約從事藝術經紀工作，現為無業遊民，居無定所。
　　過去在紐約三天兩頭看表演，經常跟喜歡的音樂家把酒言歡；葛拉夫曼夫婦更是幾乎每週都要相約見面的人。翻譯這本書就像我紐約生活的延續。

第一章 絕非自願我第一次在好萊塢露天音樂會（Hollywood Bowl）上演出的是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曲子；兩年後的第二次，還是同一首曲子；又過了兩年的第三次，我仍然被告知要彈同一首柴可夫斯基。「嗯，或許您記錯了，但我已經連續兩次在你們這兒演奏同一首曲子了。」我怯生生地對來通知我演出曲目的洛杉磯愛樂的傑伊．魯巴諾夫說。「沒錯，」他板著臉，深鎖雙眉，對我吼叫，「不過你要一直彈這個曲子，直到你彈好為止。」他們一定注意到我在那場演出的進步。隔年暑假，我發現我被安排彈奏普羅高菲夫了。記得演出那天早上，我非常興奮地去排練。我的興奮之情不只是來自新的曲目，更是來自能在洛杉磯演出的成就感。那是我長達三個月巡演的最後一站，因為一些可笑的巧合，我從巴登巴登一路演出到博拉博拉島，還在博拉博拉島染上傷寒病毒卻不自知。但是，什麼事情都不能破壞我因為再次證明地球確實是圓的所得到的喜悅。我跟指揮安德烈．普列文（Andre Previn）打招呼，眉飛色舞地說：「我昨天還在帕皮提開車呢！」安德烈兀自數著拍子，正在讀樂譜。他抬起了眼，慧黠地點頭後下了評語：「是喔，那你一路上一定都沒有遇到紅燈吧！」如果當時在我跟前，正跪著一位尋求啟示的年輕鋼琴家，肯定會迫不及待提問：「老師啊，我完全聽到了您所說的，能否開示其中的含意？」在一番慎思之後，我猜我會回答：「好孩子，首先要記得，你絕對不可能完美，就算偶爾覺得還不錯，總還是會有人不滿意。俗話說，月有陰晴圓缺，最要緊的是，你做得好不好，自己難道不知道嗎？」「那第二個寓意呢？這到底教了我什麼啊？」「第二點，聽好囉，人家指揮才不關心你去了哪裡逍遙，你只要在該出現的時候準時出現就行了。」或許正因如此，年輕鋼琴家沒幾個要來跪在我跟前，但從另一角度（或另一個膝蓋）看來，這樣的結果也好，就像我那位永遠泰然自若的經紀人哈利．比爾（Harry Beall）最喜歡說的：「即使上刀山，下油鍋，總得親自體驗才會深刻。」再說，現在的情況也大為不同了！我大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公開演出，猛然一想，那還真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我現在會遇到那些小孩已經上學、乖乖繳稅、在佛羅里達擁有度假公寓的成年人，當時他們都還沒出生，有時候會問我那是個怎樣的時代？這些問題讓我想到一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的軼事。西貝流士小時候遇到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兒，老頭兒還是小伙子的時候，是幫貝多芬的樂譜商送件的小弟。遇到曾經見過貝多芬本人的老頭兒，西貝流士自然十分好奇。他苦苦追問：「貝多芬是什麼樣的人哪，你總該記得一點什麼吧？那可是貝多芬欸！」那老頭兒絞盡腦汁，拼了老命回想起那些已消逝殆盡的舊日時光。「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西貝流士緊迫盯人地追問。老頭好不容易想到了一些他去貝多芬家領取或遞送手稿的往事，喜出望外地說了一句：「他的手毛超多！」儘管我只能以差堪送貨小弟程度的觀點，盡力回溯我所認識的幾位極優異的音樂家（那些我打過交道的傳奇音樂家的名字，好歹也該帶上一筆，其中幾位跟我好說還是師徒一場）。我自認是恰當人選，也夠資格用就算不是百分百正確、起碼也是第一手資料的方式，來描述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鋼琴演奏家的生平見聞以及他身處的時代，還有在大庭廣眾下彈琴的樂趣和危險。最初建議我寫這麼一本書的，是雙日（Doubleday）出版社現任資深編輯的肯尼斯．麥柯爾密克（Kenneth McCormik）。我們相交多年（他是個熱切的樂迷），不僅聽過不少我的演出，也聽過我大談無數的冒險故事。我從來沒想過他會這樣子整我（由此可證，誰都不可信賴）。至於把我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者說這本書的真正根源，則是我在《紐約時報藝文與休閒版》所寫的一篇關於我的埃及之旅的文章。那篇文章讓我跟開羅音樂學院的女校長弄得不太愉快，但是肯[1]卻見獵心喜。這傢伙一點也不介意我在文中，「不帶貶意）地指陳開羅音樂學院陰氣逼人，這也讓我變成開羅和約簽訂以來，第一個不受埃及歡迎的猶太人。而我呢，卻因為自己一次無心賈禍而悔不當初，打定主意再也不寫文章了。然而肯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讓我再度暴露在四處得罪人的危險之中。但我這次小心翼翼，只寫一九六○年中期以前發生的那些冒險犯難的經歷。問題是，近期發生的事情偶爾還是會不小心摻合進來。我儘可能避談近事。盼望書中所提到的陳年往事，陳舊到可以讓我的任何無禮、詞窮、不敬都不算太明顯。要是我冒犯了任何人，那也是無心之過。至於「為什麼一個門外漢可以寫書」這種質疑，一開始我們還因此覺得有點尷尬，但是後來聽說馬可波羅的那部《遊宇記》也是作者對一個跟他在熱內亞一起坐牢的抄寫員──書中稱他為「職業羅曼史作者」[2]（多可愛的頭銜啊！）——口述而來，就也覺得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了。雖然我不認識什麼抄寫員，不過我倒是有個挺會打字的妻子。雖然她不是什麼職業傳奇作者，但是她對過往細節向來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個能力也被她偷用在這本書裡〉，同時，只要不逼她跟任何人通電話，叫她做什麼都好。因此，我們只要將就把波音七四七的貴賓候機室、臨時充當休息室的破敗高中教室，或是娃娃屋大小卻塞進正常的家具和直立鋼琴的日本旅館房間，全都想像成十三世紀的熱內亞牢房的模樣，那我寫書這事兒就有譜了。老實說，我不確定書中言不及義的長篇大論能否告慰先父在天之靈。在接下來的章節裡面，各位會讀到他一心指望我專心致志，如果他知道我幹起這種閒勾當，他極可能會挑起眉毛不解地看著我，擦亮他的眼鏡，用手指敲打桌子說道：「一本書？ 你還花時間寫書？你應該多學兩首協奏曲的！」特此警告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