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書起源甚早，歷經漫長的發展過程，使用過不同的載體。本書以秦漢簡牘為研究對象，歸納其分類規律︰初步將迄今所見秦漢簡牘分為書檄、律令、簿籍、錄課、符券、檢�六大類。每一大類下又按二至三個層次劃分小類。每一文種的命名乃以其自身已見稱謂為主，未見稱謂者才根據其性質及特點另起名。每一類文書皆挑選盡可能多的完整或較完整的簡文為例，以揭示其基本格式及規律。每一段落前或後都有必要的說明或考證，對于事關某一大類基本規律的論述則附于其後。 本書內容豐富，講解深入淺出，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凡例 引言 書檄類 律令類 薄籍類 錄課類 符券類 檢�類 參考文獻

以竹木削制竹簡，用為書寫文字的載體，是中國先民的重要發明。從古文字學的證據看，約當公元前13世紀的殷商高宗時已設有“作冊”即專司簡牘的史官，足知當時簡牘相當發達。由此推想，簡牘的出現以至完全為紙張所取代，歷時當在兩千年以上。其于社會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對周鄰地區的影響，自是不言而喻。 西漢以來，屢有發現古代簡牘的記載。至于現代的這種發現，始于20世紀初的1901年，迄今已逾百年，對各地出土簡牘的整理研究也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稱作簡牘學（或兼包帛書而稱簡帛學）。隨著考古田野工作的開展，簡牘發現急遽增加，簡牘學的進步非常迅速，不僅成為一門國內外矚目的學科，而且產生進一步細化的趨向。由于簡牘大致可分為文書和書籍兩大類，具有各自的性質與特點，簡牘文書和簡牘書籍的研究現在已經逐漸形成獨立的學科分支，能夠同時深入兩方面的學者為數不多。 李均明先生是少數精通簡牘學全部的學者中的一位，堪稱當之無愧的專家。我以前曾引用張政娘先生的話，他說只有像胡厚宣先生那樣才是專家，胡先生一生著作很多，基本上都是關于甲骨文的，是真正的專家。李均明先生自上世紀70年代，來到那時設在原北大紅樓的文物出版社的竹簡帛書整理小組，開始了他的學術征途，此後30余年一直全力以赴，投身于簡牘帛書的整理研究。應該說，這期間陸續發現的簡帛，罕有李均明先生不過目的，而其中價值最高、數量最多的各批，整理考釋不少有李均明先生參加。他在這門學問的造詣和貢獻，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我和李均明先生相識共事，就是從70年代起始的。特別使我長志不忘的，是我們一起進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整理工作。睡虎地秦簡的出土，是在1915年末。在那之前，雲夢已有大墳頭1號漢墓的發掘，由于在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的驚人發現之後，所出器物也很精美，頗受學者們的注意。隨後距大墳頭墓不遠處發現了墓葬群，經勘察開掘，于11號墓出土了大量保存良好的竹簡。部分照片送到北京，整理小組大家看了，對簡上文字的清晰都深感訝異。要知道那時還沒人見過秦代的墨跡，所以多數學者以為只能是漢代的東西。1976年初，領導安排我和李均明先生，還有攝影家王露女士，前往雲夢現場考察。在仔細觀看該墓出土器物、與其他墓葬參照對比、並釋讀竹簡內容之後，終于肯定是首次問世的秦簡。盡管工作條件有不少困難，發現的歡悅使我們把一切都忘記了。 這以後，我和李均明先生有許多合作或交流的機會。他的學識廣博，氣質沉潛，使我有深刻的印象，矜慎嚴謹的學風，敬業負責的精神，更為我所欽佩。 上面已經說過，李均明先生的工作兼及簡帛書籍、文書兩大方面。前者如《孫臏兵法譯注》，久為學者所引據；後者如他參加編著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散見簡牘合輯》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李均明先生與劉軍女士合撰的《簡牘文書學》一書，于1999年由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如北京大學吳榮曾教授在該書序中所說︰“他在書中把漢代文書分得很細，如書一類分為詔書、命書、奏讞書等二十類，簿則分為三十類，籍分為三十九類。另外，對通行文種之體式也有詳細的介紹，如文書的標題、日期以及上行或下行等都有所闡明，甚至還對簡牘上常見的多種符號也一—解釋，這對于讀者很有用處。” 現在李均明先生的新著《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即將付印。這部書就秦漢文書的分類又做了一些調整，分為書檄、律令、薄籍、錄課、符券、檢揭六大類，每一大類下又按二至三個層次細分小類，綱舉目張，使讀者一目了然。如果與《簡牘文書學》合觀，更能收左右逢源之效。 李均明先生的工作推進了簡牘文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分支的發展，《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更可起為讀者導讀的作用，這是我願在此寫幾句話竭誠推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