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立法院被占領，那些沒被分配到語言權利的人開始說話，議會原本的意義才顯露出來。──港千尋

　　一九八○年以降，全球化加速，各國公民運動在這個浪潮下風起雲湧，是對不公不義的反抗，也是一次次民主出路的新實驗。關心公民運動的國際知名攝影家、日本學者港千尋長期走訪各國運動現場，2014年，他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發現了「革命的做法」。

　　非暴力，不奪權，這場革命很特別。在各國民運紛紛遭到政府武裝驅離時，太陽花運動卻以和平的訴求成功扭轉輿情。它是如何辦到的？

　　「我們必須洞悉自己與這些聲音的關係，聆聽這個被佔領的都市空間中學生與人民所發出的『聲音』。」港千尋擅長解析空間中人群的「移動」與「身體布局」，他見證了學生們如何透過都市與議會空間的另類使用，傳達出民主的理念與現實。在這本攝影文集裡，除了呈現作者穿梭各公民運動現場的紀錄與分析，更拆解了太陽花運動的元素：黑箱、議會、向日葵、身體性……生動地呈現了一場時代洪流中的創意革命，彷彿告訴世人：如果你想革命，且看太陽花怎麼做。

名人推薦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何榮幸／資深新聞工作者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房慧真／作家
　　郝明義／大塊文化董事長　　
　　郭力昕／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張鐵志／香港《號外》雜誌主編，文化政治評論人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楊  索／作家
　　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這是一本奇妙的書，裡面有對太陽花運動過程的不同元素進行細緻的觀察，也有對運動美學和倫理的理論性思考，更把太陽花運動放入世界－歷史性的抗爭史比較，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群眾的「創造性」。──張鐵志／文化政治評論人

　　這本書是一位國際攝影者送給台灣當下歷史處境的密戀情書、友誼信札。──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副教授

　　一如作者港千尋所言，群眾的記憶，並不是史書記載的延續，而是透過感性的共通經驗留存。──吳佳璇／精神科醫師、作家

作者簡介

港千尋

　　1960年9月25日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為國際知名攝影家、評論家、影像人類學家，大學教授及藝術策展人。1984年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後前往南美洲各地長期駐留，自1985年起，以巴黎為據點展開攝影家及評論家的工作。1995年起任教日本多摩美術大學，現任多摩美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港千尋為傑出藝術策展人，曾擔任2007年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策展人以及2012年台北雙年展微型博物館策展人，2014年7月起，擔任2016年愛知三年展藝術總監。他亦為知名攝影家、攝影評論人，舉辦過多項攝影個展，作品並獲法國國家圖書館、東京都攝影美術館及紐約現代美術館等收藏。他出版多本攝影集，其中《文字的眾母親》曾發行中譯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港千尋善於解析空間中的「群眾」及其「移動」背後所顯示的意涵，尤其親臨世界各地公民運動，作為他的觀察場域。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期間進入立院採訪，著作本書。

譯者簡介

林暉鈞

　　畢業於國立藝專，為國內知名小提琴家。醉心哲學與當代思潮，2011年起引介並翻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著作，已出版《論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另譯有《高山寺的夢僧》、《當村上春樹遇見榮格》等書（均由心靈工坊出版）。

【推薦序一】暗箱中的詩學反叛／龔卓軍
【推薦序二】心中默念著島嶼天光／吳佳璇
【中文版序】革命就像不結束的變奏曲／港千尋

佔領國會的背景

第一部　時代之聲
群眾的議會／群眾的反叛／另一個議會／創造出來的民主

第二部　革命的做法
黑箱／議會／向日葵／身體性／配置圖／醫療站／翻譯部／緊急通道／教室／交通標誌／具體性／繩結／補給／都市的模型／歌／轉播／意見／照片／版畫／交織／報民

太陽花運動大事紀

謝詞
延伸閱讀

推薦序

暗箱中的詩學反叛

　　二○○三年，我翻譯出版了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後，引發了一些討論，我記得在種種討論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提問便是：《空間詩學》是否過於強調幸福、庇護與窩巢的昇華空間，與此相對，暴力、不義與游動的精神現象似乎付諸闕如。巴舍拉的哲學，如何回答反叛與黑暗的空間詩學呢？這個總是讓我語塞的問題，經過十二年的遍尋著落，答案很意外地浮現在港千尋這本《革命的做法：從三一八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之中。

　　《革命的做法》在書寫的方法上，取徑相當不同於《空間詩學》的心理分析與現象學，取材亦非法國現代詩歌，然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基於「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現場觀察，如同九一一與三一一後諸多思想家，在事件發生前後立即進行的「事件書寫」，又擬似當代社會革命的藝術參與手冊。
 
　　從「第一部：時代之聲」引用現代社會與政治革命的系譜學開始，作者將論述導向城市群眾運動的部署，以強而有力的「都市權」概念出發，運用革命語言的反叛和街頭上的轉換，指向「第二部：革命的做法」與當代藝術的深切關聯。猶如反叛詩學的組態分析，拆解出革命做法的活動零組件，在行為表演、活動劇場、物件、空間裝置、攝影、歌曲音樂、身體、活動影像、語言翻譯、教育型態、大眾媒體的訊息表現模式基礎上，如何由當代革命歷史的系譜，導出反叛空間的佔領與移動詩學，透過非整體化的零組件佈建組態，一個個確有所指的節段，具體描述了政治歧義下的「感性分享」與「感性部署」的詩學迴盪共振，以回應「黑箱政治」和當代攝影「暗箱」的反制行動。

　　做為攝影家，港千尋首先是一位城市行走論的思考與踐行者。在二○一三年十月號的《現代美術》，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爆發的五個月前，他就已經發表了〈沿著行走之線〉這篇文章，在徵引了日本詩人芭蕉、吉增剛造的行走，歷經當代攝影者森山大道和荒木經惟的都市行走發揚此一傳統後，他轉向了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ard）國際情境主義的漂移（dérives）做法，以檢視城市的精神地理學的獨特地帶與群眾狀態。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台灣攝影家張照堂的攝影價值，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著實令我充滿驚喜。

　　沒想到港千尋的行走論，不僅止於個體閒逛者式的漂移，藉由《革命的做法》，我們看到了攝影家個體以異鄉人之姿，迅速混入了城市革命的行走陣營中，「觸覺式」地成為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 A. Poe）小說《群眾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的那個人，又像法國散文詩鼻祖波特萊爾（C. Baudelaire）那個插接上都市群眾這個「大蓄電池」的閒逛者，雖然他只在三月底的運動高峰期，在翻譯者呂孟恂與陳佾均的協助下，參與了四、五天，直至三三○大遊行，卻可以在他的書寫中，清楚看到他各處行走的足跡，與歷經二十年以上，對東歐、南美洲、亞洲城市政治社會運動的用心參與觀察。除了以都市權鳥瞰東歐與南美當代社會革命的淵源，顯現了他年輕時代即已留下的「漂移」軌跡外，包括佔領議場與佔領街道的「空性場所」辯證關係，民主議會與說真話場所的語源學關係，議場外部遊行的觸覺式城市群眾集散論，議場內部裝置的物件議會和照顧倫理關係論，網路連線與媒體反制的話語圖像轉譯論，以及政治黑箱和攝影暗室之間的黑箱顯影論，在在都顯示了某種後國際情境主義者穿越當代城市的有力步伐。

　　另一方面，港千尋的攝影術之中，對深層環境抱持的倫理美學態度，也隱隱散發於《革命的做法》的字裡行間。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他和我、以及於三一八期間與一群藝術家朋友共同製作《報民》的賴志盛相約，在台南的絕對空間舉行了「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報民／AABB—台南／東京交流計畫，邀請了港、台、日、韓的藝術家朋友相互討論，從歷史、社會、思想與美學的觀點，討論東亞的局勢。我記得在論壇結束後的酒桌上，我們彼此問起熱烈參與運動的私人原因。

　　他說，早在二○○九年，他與藝術家岡部昌生來台灣進行「拓繪樂生計畫」時，他就曾經思考一個尷尬的處境：面對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樂生療養院，身為日本人的他，在這一段禁閉空間的歷史之後，總不免有某種難以言說、進退不得的角色錯置感。相對而言，與殖民傷痛和二戰創傷一樣，樂生不啻是日台間的黑暗、惡性、邊緣場所。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決定參與這個拓繪計畫。當計畫結束後，有七、八位院民突然排成一排，用昭和時期的日語腔調告訴他：我們非常感謝兩位藝術家的到來，我們沒有什麼可以送給你們的東西，就讓我們唱一首歌送給你們吧！接著，這些身體歷經禁閉與病痛而蜷曲的院民，就用一種港千尋形容「只有他父母輩才有的古典日語優雅腔調」，唱起了〈故鄉〉（ふるさと）這首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老歌，其詞意曲調與人聲在樂生空間湧現的同時，港千尋說他聽聞歌聲的當下，「頓時產生千百種複雜的情緒，終於崩潰大哭，淚流不止。」就在那個當下，他暗自期許，將來台灣有任何大事，他一定會設法前來，視同自己的事。

　　果不其然，「絕對不純粹」東亞論壇結束後逾三個月，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他的《革命的做法》日文版即已付梓，於東京問世，同時，他也透過出版社邀請了柄谷行人、林暉鈞和我，參與新書發表的座談會。中文版的翻譯工作，正是在會後我們一行人與編輯友人丸山哲郎共同踏查福島的路途中，拍板敲定的。以翻譯柄谷行人和河合隼雄思想而聞名的小提琴家林暉鈞，亦在心靈工坊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和《藝術觀點ACT》召集人孫松榮的支持下，迅速在三個月內完成了漢譯的繁重工作，為漢語世界帶來當代的革命訊息。我想說的是，這本書的寫作，不僅包含了對於樂生空間、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在城市革命中重大意涵的詮釋，也意在回應日本殖民下台日歷史交會中不堪的倫理難題，同時，更是一種善意的贈禮，是一位國際攝影者送給台灣當下歷史處境的密戀情書、友誼信札。

　　有幸與港千尋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機緣中相遇，讓我從這本書的誕生到漢譯本的完成出版，見證了一位「對於城市的官方現實不為所動」的行走者、閒逛者，他汲汲以漂移的姿態，走向被官方認為黑暗污穢的角落，找到被世人忽略的群眾，就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筆下的攝影師，在城市行走的路線上、命運操弄的路線外，捕捉中產階級富足生活外表下的非官方現實，猶如偵探逮捕犯人一般，精準無誤。


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藝術觀點ACT》主編、《報民》編輯

〈群眾的議會〉 國會被學生佔領，這是中華民國史上頭一遭，即使在現代史中，像這樣國會被年輕人長期佔領的案例也是非常罕見。面對這樣驚人的事態，我感覺到革命的可能性；我彷彿看到革命的革命性做法。 然而，革命是可以「做」出來的嗎？ 答案的一部分，已經包含在這個問題裡──就在於「做出來」這個說法。通常我們說，「發生」革命，歷史書籍也記載著「發生了市民革命」，不會說「做出市民革命」。革命是如何發生的？歷史學的任務之一，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革命發生的時候，就是革命被做出來的時候。讓我們透過一個具體例子來思考。日語「つくる」（譯按：製作、創作的意思）這個詞，漢字可以寫成「作る」、「創る」或是「造る」等等好幾個寫法。雖然它們的涵義各自有細微的不同，但也有共通的意思：即人類透過某種方法及活動，產生了某些物品或某種狀態。產生新的方法本身，也包含在「つくる」的意思裡。製作物品的經驗累積，讓人類「做出」了方法。做出新的物品經常會遭遇失敗，但如果找到方法，就容易得到預期的結果。位於人類文化歷史軸心的「物品的歷史」，同時也就是「做法」的歷史。 「太陽花運動」的獨特性就在這裡。這場運動從學生運動開始，動員了眾多的市民而發展起來；就字面上的意思來說，並不是革命。它既不打算推翻政府，也無意奪取權力。一九八九年在東歐連續發生的革命，或是二〇一一年發生在中東、今天我們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和法國革命、俄羅斯革命一樣，屬於同樣意義的「革命」。它們反抗當時的權力，發動叛變，最後推翻了政權，開啓了新的時代。 二〇一四年春天發生在台北的運動，和這些歷史上的事件都不一樣。它的確批判、並且反抗政權，但也僅止於此。那不只是因為時代背景與社會條件不同，也因為原本運動的目的就不一樣。儘管如此，我之所以想要把「太陽花運動」當作革命來思考，是因為它展現、實行了某種做法，並且成功地達到目的。